企业并购绩效的研究涉及中外宏观和微观的大量事物和现象，但需要实证的数据来证明这些研究假设，所以关于企业并购的实证研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在国外，对这一结论的实证研究主要按照两条主线来展开：检验重组样本公司在存在并购事项下股票市场的反应和检验并购对样本公司经营业绩(真实企业绩效下降，发生股权转让的上市公司经营状况得到改善，进行资产剥离股权出售和资产置换的上市公司业绩显著提高。
郭来生(1999)的研究表明1998年沪深多数上市公司资产重组当年绩效有所下降。王跃堂(1999)从关联方关系的角度出发，结果显示：关联方资产重组较非关联方资产重组有更为明显的操纵财务报告业绩的倾向，关联方资产重组采用资产置换的比例远高于非关联方，但其绩效并未好于非关联方。
陆国庆(2000)对1999年沪市上市公司不同类型的资产重组进行了绩效比较，结果认为资产重组能显著改善上市公司业绩，对于绩差公司而言尤其如此，但不同的重组类型绩效相差较大，用权益净利率作为评价标准，以资产剥离+收购兼并、第一大股东变更的股权转让+资产剥离+收购兼并的绩效最好，单纯的收购兼并次之，资产置换和没有实质性重组的股权转让不但没有改善企业业绩，相反还恶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
万潮领、储诚忠(2001)，冯根福、吴林江(2001)，方芳、闰晓彤(2002)分析结果说明：公司业绩在并购重组当年或重组后次年出现正向变化，随后呈下降态势，并购重组没有带来公司价值的持续增长。
李善民、陈玉罡(2002)采用市场模型法，实证研究表明，并购能给并购方公司的股东带来显著的财富增加，而对目标公司股东财富的影响不显著。LOCaLhoST
朱宝宪、王怡凯(2002)运用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利润率作为绩效评价标准，考察了1998年发生的67起控制权发生转让的并购案例，结论认为：从总体上看，这些参与并购的上市公司在并购前的绩效水平呈现出连年下滑的趋势，绩效水平低于市场平均水平，但在并购之后的第和第二年，无论哪一个指标均显示绩效水平连年上升，超过了市场的平均水平，并购确实提升了上市公司的绩效水平。
李善民、朱滔(2004)p21999-2001年发生兼并收购的8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以经营现金流量总资产收益率来衡量和检验上市公司并购后的绩效，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并购当年绩效有较大提高，随后绩效下降甚至抵消了之前的绩效提高，并购没有实质性提高并购公司的经营绩效。
余力和刘英(2004)，王晓芳(2004)等采用会计研究法和事件研究法的基础上，结合重要个案研究，较全面地分析近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绩效。
杨盈盈(2004)认为2000年发生并购上市公司的绩效总体上有一个先升后降的过程，不同并购方式对绩效的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收购兼并最优，股权转让次优，资产置换较差。
三、国内关于企业并购绩效研究存在的局限性
企业并购战略涉及到企业并购的动因、协同效应以及行业选择等方面，这些方面是并购绩效的直接“推动力”和“源泉”。国内外，尤其是国内的企业并购绩效研究实际上大部分属于并购后整合效果的研究，很少有从并购绩效的产生的机理进行理论与实证的研究，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从根本上对提高企业并购绩效的意义不大，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比较缺乏从企业并购动因与并购绩效关系上对企业并购绩效进行系统的研究。并购动因是并购绩效产生的“推动力”。已有的研究大部分是对企业并购后的绩效进行评价，比较企业并购前后某些财务指标的变化，进而得出一些结论，没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隐藏在大量并购活动之后的真实动因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这些并购动因包括：获得协同效应、获取更多市场份额、获得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以及获取目标公司价值低估收益等，在我国还存在特有的政府动机和买壳动机。不从每种动因产生的理论根据和实施条件上研究并购目标选择的侧重点，自然缺乏对企业并购绩效的探源性分析。
第二，协同效应是并购绩效的重要“源泉”，如果没有协同效应企业将很难决定去并购。以往的研究缺乏从协同效应角度研究企业并购绩效。没有从协同效应对并购绩效的“重要贡献”角度深入研究，则不能很好了解企业并购后，新老产品、新旧业务、生产管理与市场营销的各个领域的内在联系，是否存在着资源共享性；则不能科学地使并购双方相互促进，发挥协同效应，降低成本，提高增长率，使经营多样化，获得税收利益，提高负债能力等，没能使并购后公司更加有利可图，或者说没有以更快地速度发展。因此，如何评估并购所产生的协同价值，对并购成功与否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