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了组织成员工作过程中对稀缺资源的占用，通过组织成员间的沟通与交流提高稀缺资源的利用率，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其次，组织公民行为有利于增强组织凝聚力。组织公民行为作为组织运行的润滑剂，可以减少组织摩擦，避免组织内部冲突。与此同时，组织公民行为强调组织成员之间以及组织与成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从而有利于提高组织信任度，增强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此促进组织健康有序地发展。
再次，组织公民行为有助于组织留住优秀人才。优秀人才往往希望留任于充满活力、注重人才培养以及更有发展潜力的组织之中，而组织公民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组织建设，通过营造轻松融洽的组织氛围增强了组织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间接地影响到优秀人才愿意并希望留任于组织之中，不断为组织发展注入新鲜血液，促进组织发展及实现成员自身价值。
最后，组织公民行为有利于塑造和培养成员的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组织公民行为强调成员具有责任意识、公民美德和个人主动性。因而组织公民行为的存在可以使成员充分融入到组织之中，产生爱岗敬业、勤于奉献的积极情感，成员自觉自愿地服务于组织并始终坚持集体主义的主人翁精神，从而促进组织健康良性地发展。成员的奉献精神与主人翁意识是组织持续发展、保持生命力的重要条件，因而组织公民行为的存在有助于成员奉献精神和主人翁意识的培养。
四、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两点思考
近些年来学术界对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使得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探讨逐步深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与此同时，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争议，引发了我们对组织公民行为研究的思考。
首先，传统关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公民行为基本理论及积极作用的研究，忽视了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探讨。从最初的研究开始，研究者们就更多地把组织公民行为当作是一种积极的对组织运作有利的行为。事实也充分证明，组织公民行为的确对于组织良性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组织公民行为对于组织稀缺资源的合理运用，凝聚力的增强等方面都产生了积极作用。我们在充分肯定组织公民行为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探讨。以前的一些研究也考虑到了组织公民行为的负面作用。例如，组织公民行为可能是一种印象管理的手段，组织公民行为具有工具性特征，有些员工会利用组织公民行为达到获得升迁的目的等等。但总体来说，过去的研究更多强调的是组织公民行为积极的一面，而对消极的一面研究不足。因此，对于组织公民行为负面作用的探讨还具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其次，组织公民行为的本土化研究相对缺乏。以往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大多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进行的，而我国文化是传统的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差异很大，组织公民行为的适用性问题值得我们思考，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跨文化研究还比较少。目前对组织公民行为的跨文化研究做得比较成功的除樊景立教授外，朱永新教授等对于组织公民行为的本土化研究也取得了显著成果，总结出了中国人组织公民行为的五大特点，即：重人际和谐、重劳动品质、强调保护公共资源、重视社会本位性以及有非绝对化的个人首创性。尽管如此，我国组织公民行为的本土化研究仍然相对缺乏。因此，我们研究组织公民行为应该从我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兼顾国内各种组织类型的实际特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组织公民行为框架，不断完善组织公民行为的理论内容，充分发挥组织公民行为的实际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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