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的投资往往市场化程度较低，而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决策大多是在充分地考虑了“用脚投票”的基础上做出的，投资的市场化程度普遍较高。由于地方保护主义对地区产业同构往往会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能保证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地方政府在对当地经济实行保护的同时，却忽视了其在地方经济决策中的“蒂伯特选择”功能，因而在克服地区重复建设和有效降低地区产业同构方面存在着潜在的冲突。

地方政府所实行的差异化政策，对于地区产业结构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对地方经济实行保护，其结果往往由于加大了贸易成本使得地区产业结构出现趋同。而在行使直接投资这一地方经济决策权时，如果地方政府充分考虑“蒂伯特选择”中的“用脚投票”的功能，即将财政支出主要用于加强对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政策作用效果通过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循环累积，就会使得地区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不断增强。

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现状与原因

大量的研究表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与初始条件、地理区位和制度变量等有关。其中，国有经济比重、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和结构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最为关键的要素。

早期增长核算企业和产业，加大了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投资的比例，加大了对城市群内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比例，降低了企业交通运输成本，强化了需求关联的循环积累效应和投入产出联系，促进了城市群的经济增长。

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在我国现有的城市等级体系中，城市群生产的极化作用过于明显。locALHOst尤其是在生产活动向等级较高的地区集中时，人口向这些地区集中，造成了核心区与外围生产和人口分布的过度失衡。为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需要更多地运用产业分析方法，并考虑不同地区在全球化中的定位。另外，东部地区在加入全球价值链时，长期以来由于对“世界加工厂”的低端定位思维惯性，在很大程度上未形成东、中、西地带产业的关联机制，而是把中西部地区压制在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供应商的地位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西部地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空间及可能的选择。

目前，东部地区自身正面临着完成产业升级的艰巨任务，还没有足够的经济能量带动中西部地区关联产业的发展。在遭遇要素成本上升、贸易摩擦加剧和人民币汇率升值等挑战时，代工企业面临着产业内迁和外移的艰难抉择。一旦以外资为主体的国际代工者选择产业外移，除了对东部会产生较大的冲击之外，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可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为此，企业和居民应充分履行“用脚投票”的选择权来获取自己所需要的公共物品，而政府的第一要务就应是搞好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必刻意创新花样招商引资。

此外，考虑到比较成本优势，东部城市群尤其是大城市可致力于发展以金融服务和研发咨询服务为代表的总部经济，集中从事高端的生产性服务业，同时要向外围转移制造业，让外围地区中小城市发展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工厂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