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物品”的二元划分。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利用数学表达式，给两种物品下了定义。他认为，某种私益物品的总消费量等于全部消费者对私益物品消费的总和，用公式表示为： x j = s x ji （j = 0，… ，j） i?[1,n] 在此公式中，x为最终消费品，上标i为消费者人数，下标j为私益物品投入量。xj 是指最终消费品的j 次私益物品投入量，显然它应该等于全体消费者i的总投入量。而公益物品的消费总量则等于任何一位消费者的消费量，用公式表示即： x k = x ki（k = j + 1，… ，j + k） 当代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与安东尼·b·阿特金森也认为，在物品的分类方面，私益物品与公益物品处于一个序列的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私益物品）中，一个人的消费增加一个单位使得他人的消费减少一个单位；而公益物品在另一极端，一个人消费的增加并没有导致他人消费的减少。应该说，这一分类方法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理论上这一简单的划分有利于进行理论分析，减轻了分析的难度；现实中，公与私的划分关系到物品的供给制度安排，如私益物品的供给利用市场的制度安排，公益物品的供给则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了。 1、私益物品 私益物品是我们在竞争性的市场中通过交易就能有效地转让产权的一系列物品的总称。私益物品的分配、转让在经典的经济学看来，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的自发调整达到合意的结果。这一机制奠基于对个人理性的假设，即对消费者来说是以有限的支出来获得最大的效用，对生产者来说就是以有限的投入来获得最大的利润，各方面努力的结果就是各个消费者剩余和各个生产者利润的充分实现。这是经济生活中的“私”。私是市场机制的动力。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如下特征：（1）使用上的排他性(excludability)。排他性意味着我使用了一种物品和服务，就排除了别的人使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私益物品是能够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割的。也就是说物品和服务的总量等于每一个消费者所拥有或消费的该物品和服务量的总和。私益物品的排他性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我买的苹果，未经我的允许，他人无权享用，这时我就对我买的苹果拥有了排他性消费权。对整个社会来说，对这些苹果的消费总量就是整个社会的每个人所享用的苹果的总和。（2）消费上的竞争性。竞争性意味着如果总量保持不变，那么a的消费每增加一个单位，非a的消费要减少一个单位，二者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即私益物品每增加一单位的消费，其边际成本不为零。也就是说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私益物品的供给，就需要增加生产一个单位私益物品所需要的成本。 私益物品的这两个特征，使得市场有可能界定私益物品的产权，从而为市场竞争提供产权的基础。这时，由于严格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只要市场是充分竞争的，不存在任何垄断，那么理性的人通过价格的信号，来对自己的成本－收益进行衡量，进而决定自己买和卖的行动，由此形成供给、需求曲线。两曲线的交点被认为是一种“均衡”状态，此时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我们看到，在这样的机制中，其实是没有政府的位置的，政府被认为是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存在，不对这一机制的具体运作产生什么影响。 但是，很显然，这是一种理想的状况，实际上市场的运作并没有达到这么完美的状况。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市场运作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市场的机制失灵，这时就需要有一些其他的势力来进行调整，比如政府的干预。 2、有关公益物品和政府干预的分析 第一个失灵属于被称为“外部性”的一般范畴之中。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对旁观者福利的影响。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有利的，就成为“正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不利的，就被成为“负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和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由于买者和卖者在决定需求或供给时只考虑到了对自己利益的影响，而并没有考虑他们行为对其他人的影响，所以，在存在外部性时，前述之所谓市场均衡就并不是有效率的。这就是说，均衡并没有使整个社会的总收益最大化。此时，政府能够做的，就是使外部性内在化，即改变激励结构，以使买者和卖者考虑到他们行为的外部影响。例如对负外部性，可以征收庀古税，而对那些有正外部性的产品则可以提供补贴，以增加其供给量。 第二个失灵就是“搭便车”。所谓搭便车就是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回避了为此而支付。例如张三想在镇上放烟火，它想到应该到镇子里的体育场去放，通过销售门票来控制人员的进出。如果镇子里的每个人对享受烟火的主观评价（例如10元钱）与张三所售门票的价格（假如是9元）相比是前者高出后者的，则张三将赢利，反之则亏本，相等则是盈亏平衡。但是，镇子里的人会想，就算他们不买门票，也照样可以看到烟火，因此这个市场无法形成，镇子上的人会拒绝为此支付。 第三个失灵是最近一二十年来经济学家才开始讨论并对现实的经济阐释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理论——“非对称信息”。一个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买者和卖者之间有足够的共同信息。但在很多情况下，卖者知道的信息买者不一定知道，或者买者知道的没有卖者那么多；有时则相反，买者知道的卖者不一定知道。当信息不对称严重到一定程度时，就有可能导致市场功能的无法发挥，极端情况下，甚至会使整个市场都不存在。1970年，阿克罗夫发表了一篇有关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的不确定与市场机制》，正式提出了关于市场的信息问题并做出了深入的分析。他在文中说，在旧车市场上，卖车的人比买车的人更清楚自己的车的质量，买车的人不知道，则只能按照预期的平均质量支付价格，这样卖好车的人就会觉得划不来，不愿卖他的车，最后只有卖坏车的人留下来卖车。当然买车的人也知道愿意卖的一定是坏车，因此他不会按前面的价格出价，他将按留下来的车的预期平均质量支付价格。如此继续，就导致市场的完全崩溃或是收缩为劣质品充斥的市场。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卖药的比病人更清楚药的质量，看病的医生比病人更清楚自己的水平，董事和经理们比公众更了解公司的实际情况。这时，市场之外制度安排就是重要的，例如，政府会向制药企业颁发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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