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内的市场分割、产业同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协调欠佳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极大的耗散了城市圈所集聚的能量，制约了其辐射功能。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朱荣林教授指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所有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则协同效率最大不会超过44%。于是促进城市圈深层次的融合就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三、加大融合，共享繁荣

我国城市圈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与要素流动的客观需要和市场边界的自然延展过程，而城市圈内行政壁垒是制约城市圈协同效率发挥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前紧要的是让市场和政府各自扮演好自己所应承担的角色，提高城市圈内一体化水平。政府应该奉行适度“无为而治”的原则，减少对城市圈内经济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相信和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城市圈的发展。这要求建立覆盖城市圈的高度统一和开放的区域大市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以要素流动为纽带将各城市有机连接起来；同时圈内城市政府也要加大制度合作和对话的力度，和其他外部力量一起推动城市圈内部融合。而整合的重点应该是建立有梯度的互补的产业布局。

1． 市场主导，相互融合

城市圈的形成是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地域上的拓展，主要是市场自身力量的结晶。当前阻挡城市圈车轮前进的主要是道道行政分割的壕沟。因此逾越这一障碍的途径无非是强化市场力量和转化政府角色，而当前重中之重是完善城市圈区域市场。通过建立区域内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使城市圈内各种经济资源充分转动起来，通过市场利益的引导增进整个城市圈经济布局的合理性。而当前市场正孕育和显示着此种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城市竞争视野大为开阔，城市圈的竞争成为城市赢得世界性尊重和控制力的主要途径。（特）大城市需要广阔的腹地为依托，而中小城市需要周围大城市的辐射，只有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才能增强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这种内部的聚合力将区域内城市拉近。此外，我国特别是一些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正在享受着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好处，而跨国公司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往往看重的是超越单个城市的区域总体优势，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分布其公司职能。这从外部推动着城市圈的形成。

正是这些市场的压力，城市圈内生产要素流动空前的活跃，增进了相互之间经济密切度。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内浙江企业纷纷抢滩上海，而且大中型企业明显增多，主要是私营、股份制大中型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近5万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这些企业大多数把生产基地放在浙江，而把研发中心、销售中心放在上海，以谋求在国内领先和进入国际市场。而上海的企业、技术流向江苏、浙江更是一目了然的事实。正是这些经济资源频繁跨越城市间行政区划界限，像道道纽带将区域内相邻城市编结成城市圈。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创造条件让市场充当提高城市圈一体化水平的主导力量是明智的选择。

要使市场的作用有效发挥，就应该努力将城市圈内相互之间有障碍的市场条块打造成一个平滑的整体大市场，让各种要素在上面按自己的意志流动。首先，各地要砸烂保护地方产品的不合理关卡，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统，为各城市产品在城市圈内竞争销售和走向全国（全世界）创造条件；其次各城市应该消除人才和劳务使用中的歧视，加强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合作，建立覆盖整个城市圈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加强城市圈内各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打破金融业务画地为界的不合理格局，提高中心城市的金融造血和输血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尽可能不闲置，流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企业。此外，城市圈内各城市应积极合作，大力整顿圈内市场竞争秩序，营造一个诚信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有效率的竞争优化整体资源配置，增强彼此互利互惠的基础。

2． 政府作为，外力助推

城市圈一体化过程无疑应由市场担纲主导，但是政府也不应置之度外，政府也是大有可为的，关键是把握好作为的方向和重点。城市圈内政府之间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和对话框架，一些民间组织也要献计献力。

迫切需要建立跨城市的协调机制，为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衔接布局等提供整体性规划。当前行政区划体制由于历史和管理原因，在短期内难以大幅调整，但是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合作内容建立各种城市间合作组织来加强区域内政策和发展路径的协调。

在国外城市圈发展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非常普遍。目前这种区域性合作机构达到了200多个。譬如在华盛顿都市圈，成立了都市圈委员会，对区域内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在日本，各个城市虽各自为政，但事关都市圈内协同，则由国家决定，哪个城市都无权单独做主。我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垂直管理体系，可以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

对那些涉及城市圈内综合规划的问题，可以由上一级政府机构（省或中央政府）和各城市政府选派各自代表组成机构专司其职，对城市圈内整体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当发生争议不决的局面时可由上级政府依照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裁决，对那些做出牺牲的城市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适当的补偿。对框架内的项目建设可给以一定形式的补贴，对违反总体规划的单方行动对有关方面给予行政和经济上的惩戒、或在审批方面加以限制。以前我国也曾成立类似的机构如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但是它只有协调之责而无规划之权，因此当地方政府利益冲突较大时，它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今后这类机构可由国家（省）计委等强权部门牵头并享有权威的规划权柄；当然这类机构要将重点放在城市圈的综合规划上，而不是沉限于具体事务，这样才能减少城市政府的抵触。

对城市圈内市场开放、劳务流动、金融合作等方面较具体的议题可由各城市政府通过多边或单边合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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