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参见2003年11月13日《南方周末》a6法治版郭国松撰写的“审视信访”一文。 [23]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博士后流动站，法学博士李秋学撰写的“信访，何去何从？”一文。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shownews.asp?id=5802 [24] 同前文，李秋学博士主张在法治框架内完善信访这一非诉讼救济机制，使其成为具为独立法律地位的、有效能的、与法治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25] 参见2004年2月12日《法制日报》姜明安撰写的“信访制度及其解决争议的机制应该创新”一文。 [26] 《法律的生长》p23，（美）本杰明.内森.卡多佐著，贵州人民出版社会。 [27] 在中国法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面对诉讼类信访，笔者仍然不同赞同将信访作为最后一道权利救济底线的提法。正如王怡在《法治如何中国？》一文中所指出的：“在维护社会正义和厘清权利纠葛方面，要准司法的行政制度反过来救场，这恰恰反映了社会对于司法不能独立运作的一种报复和反弹。” 如果没有让人民信赖的法律体系，没有独立的司法机构和公开公平公正的司法过程，法律的权威就无从谈起。因此，确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就是司法独立，这是迈向法治社会的第一步，而不是用信访这种非司法的权利救济制度来补台。 [28] （英）威廉.韦德著《行政法》p27，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9] 见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期的制度建构》一文，源出法学时评网http://www.lawintime.com 作者简介：周梅燕，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培训工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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