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量是固定不变的。1份“虚地”在开始时，以对应1.5亩实际耕地算，1.5实际耕地一年能交的地租算75公斤大米，即1亩地的地租算50公斤大米。假如平均每隔1年时间1份“虚地”对应的实际耕地增加0.1亩，当到第46个年头时，增加到了6亩，6亩耕地一年的地租正好与1份“虚地”一年的口粮供给持平。再往后的四年里，银行就不需要再弥补缺口了。到第五十个年头，这份“虚地”要退出来时，它累计欠下银行的债务是15000-(75+300)/2*46=6375（公斤）大米。这50年中平均1公斤大米的价钱还以现在1公斤大米的较高市值3元算，折算后则欠下银行的债务是19125元钱。但可以肯定50年后，6亩耕一定能卖出超过30000元的价钱。所以最后可以肯定地得出结论，银行最终能收回它发行的农业债，而且连利息都不会少。
不能不承认理论上的计算与实际往往是有出入的，关键是我们要看清楚哪头出，哪头入，或者说出入消长以后，到底是哪头多了，哪头少了。1亩地的地租刚开始可能交不到一年50公斤大米，但如果大米便宜了，土地是通过竞标发包的，那地租则有可能涨到1亩地一年75公斤大米。另外，某段时间1份“虚地”对应的实际耕地，一年可能增加不到0.1亩。但实际情况是，分给某人的一份“虚地”往往不需要持续提供五十年的口粮供给，老年人会去逝，户口自动注销，青年人会进城，转为城（镇）市户口。当然也会有新生人口，但新生人口将会大部分一出生就在城（镇）市，成为市民。即使是新出生的农业人口也不会比去逝的农业老年人口更多，因为一方面已经有大量的青年农民户口转出；另一方面严格的计划生育控制，也不会让太多的农业人口出现，即使出现了，计划外生育的人口也不会分到耕地。
最后，即使我们的计算太过乐观，但我们如果把时间再拉长到100年，我想问题最终是会得到解决的。
这种改革的实质是，农民以土地实际主人的身份有序、有计划地把土地变卖，以换取他们这一代农民新的生活和有保障的生活，也换取了他们的下一代非农民的生活。
改革要不要进行，与改革利害成败最密切相关的最广大的农民最有发言权。改革许诺并将坚持到底的是，给农民可靠的土地收益享受权，即至少是口粮的免费供给，这一点要坚持到全国最后一个农民不在是过去的农民为止。另外，改革以后农民个体将不再与任何农业税费产生任何牵扯，也就是说农民只管他的土地收益享受权即可，其它概不用管。这个权利将作为改革中农民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并且将由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对权利的落实进行监督。
改革后，过去村一级党政基层组织可以完全取消。乡（镇）政府也不需要再作为一级政府出现，作为县（市）政府机关在一个乡（镇）的常设办公室即可。各乡（镇）的农民只需直接与该办公室打交道，按月、按季度或按年度，领取自己应得的免费的口粮供给。办公室主要做的工作就是组织所在乡（镇）的土地竞标承包，和保证所在乡（镇）农民口粮的足额及时到位。至于计划生育可以设立计划生育办公室，社会治安管理可以由县（市）公安局在各乡（镇）设立派出所，还有电力局的变电所，防疫局的防疫所等等，只要需要设的都可以设。但都是各部门垂直管理，是各部门在各乡（镇）开的分店而已，运行经费也都由各自部门或政府的专项财政解决，反正是不能再摊派到农民头上。而设不设立，可以根据其部门经营利益，和各乡（镇）的需求两相权衡而定，除公安派出所，计划生育办公室等个别机构，不再一律由政策规定设立。
最终，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出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整个改革的核心。当土地不再对农民形成束缚，而给农民提供以最低生活保障，农民就会大胆放心地进入其它任何他想进入，并且能进入的行业。当更多的农民选择了非农行业，城镇化必将随之兴起。城镇化的生活环境势必会有效抑制人口的增长，人口出生率降低，意味着青年人、家庭会有更多的钱投入到更高层次的消费当中，从而使消费得到有效刺激，使人们有了消费的信心。这即意味着拉动了巨大的国内需求，国内需求（这里尤指占总人口三分之二以上的农业人口的需要）一旦能真正有效启动，必将会给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各种良性互动的契机，城镇化、工业化、低生育率。“三农”问题至此难道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吗？

评述

上面已经基本阐明了我本人关于“三农”改革的主要观点和看法。但为了让读者能有一个横向比较和系统的分析，我这里斗胆对我所知道的，当前几种关于“三农”改革的政策措施做一些简单评述。
税费改革
提到税费改革，有一个人我们不能不提，他就是最早倡导“费改税”，主张“什一税”，几十年来呕心沥血、潜心研究“三农”问题的安徽省高级农艺师何开荫老同志。
税费改革，如果单从“费改税”本身来说，只是为了减轻农民头上过重的负担。且不说这种改革最终能不能真正给农民减负，就是真的给农民减了负，它的意义又能有多大呢？最多只是给农民负担过重这一社会热点问题降了降温。况且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已经明确提出五年内要取消农业税。这也就是说，给农民减负实质上不是“三农”问题的最主要问题，也是容易做到的，虽然它的确曾是引发全社会和中央政府，近年来对“三农”问题高度关注的最初的“导火索”。
正如何开荫老同志自己所说，“‘费改税’不过给农民减轻了三四十元的负担，我们现在就是税费全免，不向农民征收一分钱，它也不可能引起中国农村经济发生质的变化。”
何老同志的主张是进行税费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其它相关的改革，主要是指土地承包制度的改革。他的改革意见是，进行土地的永久承包。
但即使永久承包可以做到，即使每家每户的耕地能连成片，即使五年以后农业税全部取消，农村的经济与农民的生活也不见得能发生质的变化。因为这还是小农经济，还有着小农经济最本质的缺陷，尤其在现在的中国要不得！
第一，它无助于遏制农村人口的增长。非但不能遏制，如果给农民形成这样较以前更为舒适的小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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