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环境，还会加大农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势头。
第二，它无助于耕地资源的合并使用，耕地资源不能合并使用，就不能引来大资本的投入，没有大资的投入，就难以形成劳动力密集型的新农产业，就无以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而对这种比较优势的发挥才是解决中国农业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唯一法宝。
第三，还是小农经济的小散户口模式，形不成有效的市场主体，无助于改善农民市场谈判能力。
最后，当然也无助于从根本上改善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生活状况。
但即便如此，在农民对耕地的主体产权没有确立之前，对耕地的永久承包而形成的永久使用权也是缺乏法理依据的，也就是说这种权利是难以得到确保的。
所以我不得不说何老同志的改革思路还老是在原来的圈子里，在原有的模式与系统中打转转。
任何一种存在过的模式与系统都有它适于某一阶段或某一时代的合理性。模式和系统本身都有它的纯粹性和完整性，当它刚建立起来时，是需要改进与修善。但世易时移、时过境迁，当它已经绝然不合新时代、新环境的要求，我们却对它伤筋动骨做大动作的修改，那是在破坏它模式与系统本身的纯粹性与完整性。这样做本身就是错误的，所以也不可能取得有益效果。
我们没有必要对过去的模式或系统有所惋惜或挽留，只能说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寿终正寝。而社会的进步就正是在新旧模式与系统的交替中，在历史制度的激流勇退中前进的。
农业投入与补贴
众所周知，建国初期国家工业做原始积累的阶段，政府通过人民公社、价格“剪刀差”等各种手段、方式，从农业中索取了大量的原始资本。这样做的对与错至今也不好评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从农业中索取的原始积累，就不会有中国建国初期的两弹一星，甚至不会有从生产线上跑下来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中国人也就不能说从此站起来了，从此不再挨打。
时至今日，国家财政靠农业过活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中国现在已经有了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国家财政也已经基本全部由工商业上缴的利税承担。那么农业没上缴利税吗？当然是上缴了，因为农业税到目前还没有取消。
但现在有一个事实是，国家财政向农业投入的远大于从农业中得到的。
也不是说国家不应该向农业投入，而是国家现在向农业的投入更多是消耗在了其它环节上。等到了农民头上和农民所种的耕地上时，对“三农”、农业实际问题的解决却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国家现在在农业上做的这单“生意”是既亏本又没能让农业、农民得到什么好处。
这就引出了“直接补贴”，但“直接补贴”充其量只能算做中央政府对农民的“怀柔”政策，即给干渴的农民贴了点“凉眼药”，仅此而已。
一亩地10至20元的种粮补贴就能鼓起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吗？领十块二十块钱农民当然高兴去领，就是领一二块钱农民也高兴去。问题是这就能鼓励农民去种粮吗？农民又都不是傻子，20元钱对种一亩地能顶个屁用，还不够割一亩麦子的钱。农民种多少亩粮食还会是他原本就打算要种的数，种多少亩对应多少种粮补贴的钱他还会去领，这些钱不领白不领，领了也白领。
即使农民真的开始增大种粮面积了，那也是因为粮食购销市场全面开放后，粮食的价格开始走高。怕就怕粮价走高了，各种农资的价格会更高，农民最终还是不会有种粮的积极性。如果种一亩粮食只为了那20元补贴，对农民有多大意义呢？如果粮食还一直低价，或农资价格过高，农民多得20元的种粮补贴，实质上不是赚了而是赔了。再傻的农民也不会这样干，况且农民也干不起。
另一方面这种直接广补的形式本身也有问题。全国有九亿农民，如果一人一年直接补贴100元，就是900亿元。但这900亿元补进去，让每一个农民一年多收益100元，对他们实际生活的状况究竟又能产生多大影响呢？况且我们的实际补贴还远没有达到1人100元，那它的意义就更可想而知了。
鼓励农民种粮积极性与国家粮食安全
在这一点上很多人存在着重大误解。
误解一是好象农民大量离开土地，就没人种地了，国家粮食安全就要受到威胁。
在现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下，这的确是事实。农村有大面积的耕地抛荒，国家粮食安全当然受到威胁。
可是，我之所以说它存在着重大误解，是因为这种结果并不是必然的。只要我们跳出现有土地家庭承包制度这个圈子，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我们没有必要鼓励农民去种地，农民不种地，大量的离开土地，加入城镇工商业，对农业有利，对农民也有利。
另一方面，即使对种地的人，也没有必要非得鼓励他种粮。让种粮的人作为一个经济主体而存在，要不要种，只由他的经济利益说了算，别人不应该有发言权。否则，就必然要存在着某种浪费。每一个体的利益不能在局限条件下最大化，整体的利益也必然不能最大化。
况且，这种情况是可行的。改革原有的土地家庭承包制度，让土地主体产权明晰，让土地便于合并经营，土地就绝不会出现抛荒。让经营土地者种什么，自己说了算，在只要是合法的范围，什么利润大种什么。这才有可能发挥出我一再提到的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而中国农业发展粮食种植是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
土地承包经营者，它要交纳足够的“粮租”，所以在种植其它作物或进行其它农业经营时，他必然先会买下足够的“粮食期货”。如果期货市场的粮价过高，他自己就会种粮食。
总之，在交“粮租”又想赚到更多钱的情况下，土地承包者必然要千方百计的使国际、国内的粮食市场价格降下来。
唯如此，他们才有可能赚到更多的钱。唯有这种利润空间，才能吸引国际资本向中国的农业投资。
比如，美国的大农场主，农业投资者，他在美国利用美国农业的比较优势生产下足够的粮食，然后到中国来，承包下大量中国的耕地。一边，他用在美国生产的低成本粮食给中国的农民交“粮租”；另一边，他利用中国当地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大力经营劳动力密集型农业。这样一来一去，美国的大农场主肯定要比只在自己广袤的土地上种粮食赚的钱多的多。中国的农民肯定也会从中受益非浅，至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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