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国家政权与纳税人之间建立直接的、没有仲介人的关系。
在后来的土地改革中，消除这种中间层的工作始终没有停止。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土地改革中叱吒一时的农会组织也是同样的结局。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土改完成，村人民代表会议成立后，农会的作用自然减少，农会优秀干部应到政府及合作社去工作，但也不应马上取消农会，而且今后工作中需要通过农会者仍应通过农会；特别在民主建政人民代表会选举中，对一般的守法地主、旧富农分子，原则上应恢复其公民权，农会更有其重要作用，且人民代表会议政权一时还不能组织好或不巩固，乡村中的各种工作和经常制度尚未确实建立起来，故农会暂时还不应取消。」农会是注定要消亡的。
农协和农会之后，中共还不得不与正规的行政体制中新生的国家经纪作斗争。1947年7月l7日，中央工委主持的全国土地会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时间之长，在中共历史上都是空前的。会议讨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民主整党。这个问题被放在土地会议中重点讨论，可见土地改革对党的影响。会议认为，过去土改不彻底及工作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於干部中存在着不纯洁状况、作风不正及官僚主义等。例如，在晋察冀及晋绥，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佔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分，其中地主、富农成份立接间接佔统治地位者不少，贫僱农一般只佔少数。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做老婆，在土改中有帮助其岳父者。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佔果实者甚多。他们怕群众揭发报复，因而更要控制恐吓群众，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
问题很清楚，土地改革似乎又回到了原地。本意是要消除农村基层中旧有的国家经纪，消除隔在国家政权和农民个体之间的中间层，即保护型经纪和赢利型经纪。利用分配土地的方法不但要消灭其经济基础和文化网络，而且要建立起国家政权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多年的土地工作之后，人们本以为农村应该没有问题了，农村的资源已经尽归国家控制，可是睁眼看时，竟然又回到改革以前的状态。只不过旧的土豪劣绅被杀掉了，国家委派的农村干部坐在房子里成了新的土豪劣绅，甚至是恶霸，或成为保护型经纪，或成为盈利型经纪。
针对党内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等问题，会议认为要彻底进行土地改革，必须在土改的同时，结合进行整党。方法是：「打通思想，整顿组织，纪律制裁」。具体分为两步：「一是由上而下打通思想，组织整顿，纪律制裁，目的是去掉障碍……土地改革之后，由下而上整上来，这是巩固党，扩大战果。」会议还决定组织与整编群众队伍，经过贫农团、贫农委员会、农民大会及农民代表会等去完成土地改革，并改造党、政、民等组织及其干部，以保证民主制度的实施。可见採取的办法仍然是利用最基层群众的力量改造、重建基层组织。而在实际操作中，仍然产生过去土地革命时的问题。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普遍发生，十分严重；错误划分阶级成分，把一些中农及贫农划为地主、富农；乱打乱杀的极端现象十分严重。
在出现这些左倾错误之后，中央的土地政策再次进行调整，土地改革重新走上有区别、有步骤发展的道路。到l949年上半年，东北、华北、西北及山东、苏北等老区半老区与少数新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约有1亿多农民从地主和旧式富农手中获得约3.7亿亩土地，并获得必需的其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为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七、土地改革产生的经济效益
这种乡村*革命使*党在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尤其是在后期靠打土豪没收财产已难以为继的时候得到有力的支援，对於根据地建设和革命队伍的壮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十多个县，人口不过一百五十万。部队和机关每年需细米（小米）二十六万大担（每担三百斤）。取之於民的佔十六万大担。最困难时期公粮增加到二十万大担。每年群众还要义务送运公盐二、三十万驮（每驮二百斤），由盐业公司代为出口，钱交财政，义务做军鞋十几万双
在晋察冀边区，起初对土地税收採取「合理负担」的政策，徵收救国公粮：以户为单位，将每年全部收入折成小米，平均每人收入一石四斗以下的免徵，收入一石五斗到二石的徵3%，在此以上、每增加收入一石，徵收递增1%到10%为止。这个办法实施以后，1938年全边区共徵收救国公粮l4万石，l939年的徵收任务也得以完成。1941年边区又制定了《统一累近税暂行办法》和《实施细则》，正式提出新税制，把资产税、所得税等统一融合在一起，按累进的比例，实行每年一次的直接徵收。
这种税制避免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间层，减少了财政的流失。纳税人口也由「合理负担」时期佔总人口的40%至60%，扩大到80%，在实施第一年就完成了20万石公粮的徵收任务。这在保证财政军需上起了很大作用。
在山东解放区，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时期人民将8.5亿斤粮食送到前线，支援了722，256斤食油、868，238斤食盐和大量的蔬菜。胶东、渤海、鲁中南三个行政区的妇女给部队做军鞋7，622，151双，军袜221，809双，军衣7，355，573套，军被1，778，855床。此外，晋绥、华中、晋察冀等解放区的人民也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物力资源。
全国解放区仅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农民支援战争的物力有：担架11，770付，小车430，900辆，小车47，820辆，牲畜1，036，300头，粮食95，000万斤30.
徵粮、徵税之外，中共的农村基层政权显示出了强大的动员人力物力的能力。解放战争时期，辽西绥中县的一个区「为了配合大部队作战，…动员民工五、六百人去前所、高岭一带支前，主要任务是扒铁道，抬伤员。」后来成立起兵站，「活动於全区各村。主要任务是组织担架队和运输队，一旦前方有战事，上级来任务，兵站处即按需要向各村分派人员和驮子。当时全区共组织起担架一百五十付，运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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