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当选。仕途命运维系于上级极少数人的喜好而不顾民意的要求，必然促使下级致力于发展和上级的关系，甚至将上下级关系庸俗化为私人关系，其结果必然引发各种腐败，使干部脱离群众。特别是一些党政主要负责人，不少人把自己任职的地方当作“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责任田”，享有绝对的自主经营权。在一个党委会上，一个班子成员对书记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就立即遭到书记的喝问：“是你当书记还是我当书记？是你向上级负责还是我向上级负责？出了问题是处分我还是处分你？”这个地方似乎成了他书记的“姓”，党委会竟然成了他书记的“宗祠”！从上到下的这种人事关联，出现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社会现象：宪法和法律不如各级各部门红头文件的效力，各级各部门的红头文件又不如各级主要负责人的讲话和批示，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民谣：“宪法国法不如领导的看法”。如果要彻底斩断这种人事关联，改革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的选举制度就势在必行。
乡镇党委书记和党委班子要由党员直选，作为党委推出的乡镇长候选人要由党员大会投票推举，再由村民直选。选举出来的乡镇官员非经换届，上级党政机关无权撤换。这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杜绝买官卖官的腐败现象，因为推出的候选人如果不充分考虑民意就必然落选，而且将根本改变“只唯上、不唯下，只唯长官意志、不唯民之所欲”这样倒立“金字塔”式的现行政权体系，从而真正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选举可以赢得对乡镇政权的认同从而提高向心力和凝聚力，比如说乡镇长候选人由于是全体党员大会投票产生的，因此，全体党员就基本上会在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内为候选人助选和宣传，候选人也会为如何赢得选票而尽可能地深入群众团结群众。
三是只有地方的真正民主，才可能有中央的真正集中。即使全国有为数不少的乡镇党委书记和党组织推出的乡镇长候选人落选了，也并不影响全国甚至这个县这个乡的大局，反而像温度表一样，测出了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出了问题需要随即调整，更是把一大批具有很强*生命力的优秀人才作为新鲜血液不断地补充到党的执政队伍，还将改变中国权力体系倒“金字塔”的危机结构，从而化解党的执政风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只有不断地感到执政危机，才可能迫使基层的党组织随时调整自己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生命在于运动，只有使基层党组织在不断的竞选运动中才能进行优胜劣汰更新换代。
即使在局部地方很可能出现不利于稳定的意外事故，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从世界各国的民主发展历史来看，都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哪些做法与中国的农村现实不适应，就予以扬弃；哪些做法对农村社会产生了良好效果，就加以继承和完善。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自上而下地的*改革，造成社会的动荡大范围广，而且改革上层与民众的利益没有直接关系，难以取得绝大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如果自下而上地首先从乡镇政府开始，由于乡镇政府直接与农民群众相贴近，因而，所进行的*改革与民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必然会激发民众参与的热情，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不仅使民众的民主素质得以逐渐提高，而且使广大的基层党员不断地进行竞选大演习并提前进入竞选状态。
中国这么大，各地区之间更是千差万别，中央不是能全部包办得了的，一旦中央的决策出现失误，将会造成政局的持续动荡；而千差万别的中国农村社会，只能搞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很难有“一刀切”的万全之策。最终目的就是要真正落实中央新老领导交替时所提出来的推进*文明的大原则上来，*文明的核心是*民主，它比其他任何制度更有效率。
四是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由各村选出人大代表组成议事机构，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新型的官民合作关系。由于有用之于乡镇内的公共财政存在，又不要上交国家，就自然有利可争，村民就必然会关注财政的使用范围，并为自己所在的村和自己所代表的阶层尽可能地争取利益，才可能当选下届的人大代表。也因为有事可管，有权可用，才有可能使农民群众产生参与选举和管理的积极性。
五是精简乡镇机构，分流富余人员。乡镇的九办七站八所，有不少的机构职能已经弱化，设置重叠；要进行撤并来节省财政支出，提高政府效能。对一些从事经营性和竞争性行业的部门单位要使之尽快与行政脱钩，利用多种途径和有效载体分流在职机关干部职工，尽量减少财政供养人口。根据笔者对s镇全体在职干部的问卷调查：只要买断工龄，偿清工资欠款，74%的干部愿意分流出去，只要26%的干部不愿。因而，如果有改革成本的话，在乡镇进行人员分流并非难事。国家既然可以为国营企业和国有银行的改革支付巨额的成本，可为什么不能对事关三农问题这样一个摆在一切工作首位的战略性改革，来支付成本呢？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乡镇干部，尽管多属于农家子弟，却早已失去了责任田，无房无产业，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是真正的无产阶级。假如不负责任把他们“逼上梁山”推向社会，将会给社会带来重大的隐患。
3），从法律制度上进行整体突破。农村矛盾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引发，说明法律出现了问题，最起码说明了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实际上是部门利益的恶性膨胀的结果，是没有钱又要逼迫乡镇去干工作出政绩的结果，是法律只赋予权力而没有明确规定与权力对等义务的结果，是有利于执法部门管理而不利于基层操作不方便群众的结果，是立法基于“应该”而不研究“可能”的结果，是高层“主观立法”与基层和民众客观实际相隔离的结果，是法律与法律和法律与政策相互矛盾的结果。说白了，是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立法未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而是按计划经济的单一模式来管理多元化的大社会。比如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虽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增长幅度，但却产生了新的社会问题：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会不会一面控制人口出生一面进口外国新娘？在数以亿计的流动人口往返于全国各地的情况下，法律法规明确各级政府及其组织的义务特别是乡镇政府的义务还是否存在可行性？人口的严重老龄化，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因此，笔者认为，对当今中国的法律体系，要全面进行重新洗牌。而且绝大部分的法律均赋予了各部门对农民和乡镇的“合法伤害权”。首先要对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整合，使之成为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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