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力。许多地方的基层政府在公共投资这方面基本瘫痪。
3. 清理整顿农村经济秩序的“后遗症”。
四川中江县为清理整顿农村合作基金会光县级财政就新增了3亿元的债务，乡镇更是因此而普遍负债上千万元，这个“明星县”因此而危机四伏。据该省财政厅同志介绍，中江县这样的情况在四川省180多个县是普遍现象，“这是为稳定付出的代价”。湖南“财政第一强县”浏阳市北盛镇党委书记对记者说，为了使基金会能顺利并入农村信用社，镇财政因此负债900万元，与周边县市的兄弟乡镇相比，自己的情况还算是好的。
4. 为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各种任务举债。
指标正是指令的延续，也是集中领导的最简单的办法。为了出政绩，上级指定出各种指标层层下达，基层政府不管死活只有贯彻执行的份。这些指标五花八门，如教育达标建校舍，公路达标修建柏油路，治安达标建公安派出所，司法达标建法庭，计划生育达标建服务站，城镇规划达标搞整齐划一。为了应付达标升级活动的检查考核，乡镇和村只好四处借债搞建设，以便通过验收。如四川各地近年围绕“小康”指标，下达各种达标任务，全省乡村仅教育“普九”达标一项就举债23.8亿元。
5. 基层干部的吃喝和迎送各类上级人员的招待费用。
四川省每个村年招待费大多1至2万元，每个乡镇10至15万元，一些县乡吃喝用车铺张浪费、工资发不出“奖金”却高得离谱的怪现象在川、鄂、湘三省各地都不鲜见。益阳市赫山区沧水铺镇原是“全国乡镇500强”的明星镇。在原党委书记和镇长的带领下，不到两年的时间，沧水铺镇以各种名义滥发奖金144万元。镇干部吃喝成风，吃喝招待费高达183万元。吃喝花费最多的一天，按当地物价标准可摆20多桌。
不少乡镇领导花钱大手大脚，挥霍无度。据张家界市人大常委会财经工委调查，1998年，该市乡镇开支招待费512.25万元，每个乡镇平均为5.12万元。一些乡镇还违规修建宿舍楼，超额发放各种名目的奖金、津贴、补助，不顾财力地购买小车，超额报销医疗费、差旅费等。腐败给乡镇造成的债务，在一些省市的乡镇债务统计中，被称作“非生产性支出”或者“其他原因”。一个中部省份在一份材料中说：在乡村债务中，属于各种吃喝招待的费用，占21.4%。(20)
6. 乡镇企业的乱投资。
乡镇企业是集体性质的，凡是集体的就无法保证有决策权力的人在决策时不违背委托人的意愿。同时有几户没有任何对错误投资的惩罚、追究措施。没有风险的投资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投资，必然使集体背负沉重的债务负担。
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许多乡镇从发展经济的美好愿望出发，不允许出现企业“空白点”，一些乡镇四处借贷、集资、联合办厂,大办乡镇企业。但由于缺乏资金技术，产品没有市场，经营管理又不善，企业未见效益即倒闭，或者因为效益不佳而无法清偿债务。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丁集乡、潘集区泥河镇两乡镇共欠千万元以上的债务。来源正是当初在丁集乡洗衣粉厂，泥河镇麻纺厂、硫酸厂、磷肥厂匆匆上马的投资。一位在乡镇企业管理部门工作多年的官员说，一些乡镇对有些项目未经充分论证，就大举投资，岂能不倒？如东县洋口镇南港渔网厂前几年投资兴办三信公司搞鳗鱼养殖，结果本利无收，背上沉重债务，资不抵债3241万元。（21）
新华网记者沈锡权、段羡菊在湖北曾做过调查，湖北省天门市光造轮毂厂、开发芒硝矿两个项目（都是有头没尾的“半拉子工程”），就给政府留下了一亿二千万元的巨额债务，光向群众发行债券就5000万元。至今谁也没有对决策失误负任何责任，谁也没有办法还清这笔债。湖南省长沙市乡镇财政因兴办企业举债3.8亿元，占乡镇债务的54%；村集体经济为企担保债务债2.4亿元,占村级担保债务的99%。（22）
二.基层债务对农村*、经济生态的影响
首要的影响当然是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降低乃至丧失。因为恰恰应该是作为法律履行者的政府不但不承担公共责任，却在违法。一个不承担责任的政府不会得到民众的信任；一个言而无信，不履行诺言的政府不会受到民众的拥戴；一个超越于法律之上，凭借公权力损坏民众利益的政府只会得到民众的唾弃。
一个政府的权威，有三重的意义。第一，这个政府必须是合法的。对基层政府来说，必须是农民可以选举出来，也可以弹劾出去的政府；第二，这个政府必须是是守法的。政府没有超越于法律的权力。在借贷这种民事行为中，政府和任何一个公民都是平等的。政府没有权力欠债不还。第三，这个政府必须是遵守承诺的。任何朝令夕改，言而无信的政府都没有权威可言。借贷行为是一种契约行为，政府作为合同的一方，必须尽力履行合同。
从长远来看，基层债务造成的基层政府公信力和权威的降低，将使得农村的*生态更加恶化。农村的干群关系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农民上访，干部逼税，上小黑屋，用私刑的事情时有耳闻。（22）
其次，仅从经济层面来考虑，正如李昌平所说的，沉重的基层债务负担最后还是落到农民头上的。这种“干部拉屎，农民擦腚”的情况几乎是可以预料的。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
1，债务使农民“减负”难以实现。如果说农民负担过重起初是因为机构和人员膨胀引起的，那么现在，农民负担虽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无减，则是债务危机所致。湖北某乡1997年因提早征收农民负担，导致一农民服毒*，中央领导严令查处责任人，乡党委书记、乡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接责任人被判刑三年。但1997～1999年，该乡仍无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基层债务依然有增无减。高利贷、利滚利让农民难有出头之日。
2，债务促使一些乡村干部作恶。为了偿还债务，乡村干部胡作非为。内地某乡的一个农民，因人民公社时欠村里的190元，现在要还1800元，该农民无力偿还，竟拉去关在乡里的“小黑屋”里给活活冻死了。另一农民因1995年欠集体3500元，利滚利后竟要还1.9万元，该农民答应还1.4万元，乡村干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乡里关“小黑屋”……数天后，该农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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