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1996年被乡村干部逼死打死的农民26人。［5］这个数字是各地上报的，可能还有一些隐瞒未报的。三是打击报复为首的农民上访代表。毛泽东曾说过，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句话用在一些干群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也是恰当的。由于农民没有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也缺乏有效的司法救济，不堪重负和欺压的农民只能选择越级上访；而农民越级上访一旦成功，县乡村*具体责任人就可能遭受丢掉“乌纱帽”等重大损失。在这种背景下，打击报复为首上访的农民代表就显得尤为突出。1999年12月，山西青年农民李绿松因上访反映村小学建筑中的经济问题等情况，竟然被公安机关抓到看守所严刑拷打，并被惨无人道地割掉了舌头。［6］有的上访农民代表竟被法院以各种罪名判刑。2002年10月11日，河南省唐河县法院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反映该县上屯镇张清寨村财务不清、村民选举等问题的上访代表岳春栓、张明才、谢志法等5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至五年。［7］四是计划生育工作的暴力行为。由于计划生育是一项“基本国策”，各地往往实行“一票否决”和“*承包”制，这样一来，一些乡镇就采取诸如重罚、抄家、抓人、限制人身、强行手术、株连近亲邻里等非常手段来对待和处理超生的村民。［8］
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地方基层暴力行政现象，是一个后果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这种空前的严重侵害农民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暴力行政，一个主流的观点就是指责某些党政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其实，这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应该绳之以法，从严惩处。
二、权力扩张：基层政权构建的本质特征
基层政权的构建体现了国家与农民的分权关系。托克维尔认为，乡镇是自然界中只要有人集聚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在西方民主国家，政府权力有着明确的边界，乡镇自治有着悠久的历史，由此形成了有效保障自由的乡镇精神。
中国是一个有着漫长的专制主义传统的国家，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上，传统的主流思想和政策制度的精髓就是统治、控制和管理，它只突出强权统治，而不提供到公共服务；只强调严格控制，而不保障民众自由；只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而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参与。由此，几千年来，中国在国家与农民关系上，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与农民权利的毫无保障。
从历史上看，中国乡镇体制的变迁都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扩张的痕迹。“为了加强对农民的统治，历代中央政权无不把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与治理作为第一要务。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与地方权势集团密切结合，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乡村社会*结构和控制机制”。［9］从秦始皇统一中国至今，乡镇体制的演变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一是从公元前221年秦王朝建立到清朝末年，2000多年来“皇权不下县”传统。国家政权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县以下实行乡亭制、保甲制等制度。这种乡镇治理体制，始终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具有乡绅和宗法社会治理的自治性质，但它既不是现代一级的政权机构，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治组织。
二是从1908年到1949年，40多年纷乱的“地方自治”探索。在西方的严重挑战下，摇摇欲坠的清王朝1908年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从此，具有西方话语色彩的“地方自治”成为政权合法性的重要基础。这种乡镇“地方自治”使乡村*结构由保甲制转变为乡镇保甲制，乡镇成为县以下的基层行政建制，其下实行保甲制。北洋政府于1914年、1919年、1921年先后颁布了《自治条例》、《地方自治条例》和《乡自治制》，将县以下的乡改建为具有法人性质的自治团体，其自治权主要为办理本地方的教育、卫生、交通、水利、农业、商务、慈善等事务。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县组织法》，规定了“地方自治”的原则，后来发展到乡镇具有一级行政区划的乡镇公所。这一时期的乡镇治理体制，以“地方自治”为主流话语，虽然因战乱和政权更替频繁，“地方自治”大多有名无实，但它毕竟还不是一级政权组织。［10］
三是从1949年至今，50多年来全能主义主导下的“万能政府”构建。*党革命胜利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集权的中央政权和渗透最深入、控制最严密的地方和基层政权组织。就乡镇政权的变革来说，50多年来可分为明显不同的三个时期：(1)1950～1958年的乡村政府时期。1950年12月政务院通过《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组成乡镇和村级人民政府，这在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设置下沉到乡镇一级，甚至在村一级也罕见地建立了政府，充分体现了*党政权对乡村社会渗透和控制的意图和能力。截止1957年12月，除台湾和西藏的昌都地区，全国共有120，753个乡镇政府，其中乡政府117，081个，镇政府3，672个。(2)1958～1983年的人民公社时期。1958年9月中共中央*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撤销乡镇，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政社合一、*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到1982年，全国共有人民公社54，352个。在人民公社时期，公共权力侵蚀了所有的个人领域，以“加速实现*主义”。农民戴上了“社员”的帽子，完全丧失了个人的自主权，成为狂热的公社化机器上的螺丝钉。(3)1983至今重建设乡镇政府时期。198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到1985年底，农村废除人民公社、恢复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基本结束，全国共建立了91，590个乡镇人民政府。2002年12月31日，我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有39，240个乡镇，其中镇20，600个，乡17，196个，苏木282个，民族乡1，160个，民族苏木2个。［11］建国以来的乡镇体制，突破了2000多年“皇权不下县”的传统，放弃了清末以来40多年“地方自治”的实践努力，空前地将国家政权下沉到乡镇一级，建立了历史上和世界上最强大而又缺乏有效约束的乡镇政权。
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政权恶性膨胀，这种膨胀体现在机构膨胀、人员膨胀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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