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承担除了税费之外的“责任”，到1998年的15届3中全会，中央在文件中终于把早已经没有实际意义的“联产”和“责任”取消，正式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为家庭承包制。

不过，从产权理论看，这种制度之下的土地产权，仍然是一种残缺产权。但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人地关系越紧张，土地就越难以完全私有化。因此，如果不能把土地上超载的农村人口减少，这种残缺产权就是可行的、合理的制度安排。

2、土地制度50年变迁中的产权问题和制度成本

新中国历次土地制度变迁中形成了两个产权问题：

一是以村为单位平均分配土地，等于按照社区血地缘关系形成对外排他的土地产权；二是国家以*的行政的手段、而非市场的手段推行土地制度，在国家权利侵入的条件下造成土地产权残缺。例如，土改时出于新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目标，国家规定农民在土改中得到的土地可以出卖，但一般不许出租。又如，大包干以后为了发展规模经营，则农民土地使用权可以“有偿转让”，亦即有出租权，集体作为所有者只可以让国家征用土地但不许进入土地一级市场直接买卖。

这样的产权残缺是各级政府以国家权利为名侵犯农民利益的制度条件。例如50年代推行合作化——集体化，现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都造成了惨重的制度成本。

50年代农民对集体化的直接反抗，发生在从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阶段，表现为破坏生产工具、宰杀牲畜、砍伐林木。在高级社完全剥夺农民的私有生产资料、并迅速转入人民公社之后，农民则从直接反抗变为间接反抗，具体表现为土地粗放经营、消极怠工。于是，发生了上千万农村人口大规模死亡的“3年自然灾害”，引发了1959-1961年的农村政策调整：允许土地所有权“退回”生产队、亦即再次承认农村社区的血地缘关系是土地的产权边界；允许农民在“自留地”、“拾边地”上自由种植，产品可以自由进入市场，亦即给了农民从集体化经济部分退出的权利。

现在的政府垄断征占土地则引发上访告状、包围政府，恶化了党群关系，例如广东1993-1994年46%的上访事件归因于征占农村土地；间接的社会成本则是加重了腐败这个最大的制度癌症。各地在农民普遍反抗垄断征占土地的压力下的让步政策，表现为允许社队集体有15%的土地开发权、允许集体土地作股参与城镇化建设，甚至如广东，鼓励“以土地为中心”的社区股份合作制自行规划开发村社土地。但这又导致企业从镇中心外迁，镇域经济“空心化”。而且，由于这种让步政策的非规范制度特征，又连带产生政府寻租、滥用土地、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等问题。

3、土地的福利化问题

在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资源约束条件下，经过长期反复的制度变迁过程，形成了所谓“均分制+定额租”的基本制度，这是中国当前以“家庭承包制”为名的农地制度的实际内容。这种制度的客观结果，是土地的逐渐福利化。

在全国普遍推行大包干之后的1984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约为0.3公顷，人均只有约0.1公顷土地（老口径）。平均承包土地使广大农区、尤其是大多数传统农区，一个农户占有三五块、十几块，甚至几十块“远近高低各不同”的耕地成为普遍现象。其后随人口增长，土地还要“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由此客观上造成土地无限细分的问题，小农经济的规模日渐细小。

到全国落实“延包政策”的1998年，农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为约为0.27公顷，人均只有约0.08公顷土地。由于人地关系更为紧张，对农民而言，土地所承担的生存(社会保障)功能，已经重于生产功能。因此，农民在落实“延包政策”中重新界定土地产权，所依据的仍是产生于古老的农业文明的“均平”理念，即70%以上绝大多数农业地区，仍然按社区内的人口而不是按劳动力把集体所有农地按肥力划等平分。

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已经出现了福利化特征。而土地既然成为社会保障的基础，就很难再完全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

此外，在中国农村资源不断减少的同时，劳动力绝对过剩是个长期现象，从目前的决策倾向分析，近中期内没有根本改变这种现象的可能。

据统计，我国已经有1/3的省人均土地面积小于1亩，1/3的县人均土地面积小于0.8亩；这个数据已经低于联合国确定的土地对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线。亦即在我国1/3的地方，这样的人地比例关系，已经使土地连维持农民生存也不足了。可以认为，随着农业人口增加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我国农村土地正在逐渐丧失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福利化趋势日益明显。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农业中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不是因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而是人口对土地的巨大压力和小农村社占有土地的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人地关系的紧张产生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而小农经济制度又使这些剩余劳动力被滞留在越来越狭小的土地上。

三、农业投入情况

如果延长农户土地承包期的政策目标是为了促进农户增加投入，那么至少要指出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农业投入有下降的趋势。而统计数据表明，农业投入本来是在不断增加的。农户经济内部在决定投入的选择上取决于土地规模，而不是承包期。

1、农村改革以来的农业投入水平不断提高

我们在80年代的调查就反映出，集体和农户的投入水平都在增加。90年代以来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大多数发达地区，尤其是城市郊区，已经出现农业的资本增密现象。

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增加得最显著的，是农业机械的增加。1998年是1978年的3.9倍。表中数据显示出，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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