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大部分都是被迫的――因而潜在地与参照物处于一种竞争状态。我们注意到了一个在我们之外的参照物，而且这另一个群体比我们更成功，经过交往中的比较，我们看出了自己的差距，于是我们也要向那个方向演进。个体总是倾向于选择比自己所在的国家更好的国家、文化作为学习、模仿的对象，人们不大可能选择比自己更差的、更不可欲的文化学习、模仿。当然关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差，人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但富裕、自由、更大的选择空间乃是绝大多数普通人所欲求的。 正是这种吸引力，引发其中个体试图对本身的传统进行创新，从不同的方向进行各式各样的创新。这种学习、模仿是在个体层面上进行的，是身处于物品、观念之市场上的个体对个体的，通过与欲学习模仿的社会中之成员及其组织的接触而学习新的行为方式，并形成新的交换模式，学习模仿者把这种新的行为方式应用于与自己社会中成员的交换过程，由于这种方式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因而把新的行为方式得以扩展，而在自己的社会中引发变革。 在此一过程中，发生了知识的叠加现象。如上文论述中再三指出的，这里的所谓知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系统化的科学知识，甚至不是阐明的规则（成文法）及阐述这些规则的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知识，而是指未阐明的知识。 从成功的群体一方面来说，尽管他们取得了成功，但仍有可能对导致其成功的这些未阐明的规则不能予以阐明，因此，他们所提供给他人的、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可能并不是真正成功的经验，因此，落后者直接在社会层面上照搬他们的阐明的规则，比如直接引入其法律，可能并不恰当，因为这些法律是在具体的环境中形成的，而这些法律作为一种规则之所以能导致该社会取得成功，并不是因为这法律是善的，而是因为这法律乃是该社会成员的行动之结果（而非他们的刻意的设计），从而抽象的法律在具体的实践中已经内化为个人的具体的知识，因而法律才自发地发挥过提供社会预期及协调行动着的个人的目标和计划的功能。 因此，对于学习的一方来说，也只能透过个体层面的具体社会实践来学习成功的群体的规则性知识。当个体在开放状态下卷入与共同体之外成员的市场交易中的时候，成功的群体的未阐明的规则性知识与自己所在群体的规则、传统一道进入其认识、判断和选择的视野之内。此一实践性、规则性知识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乃是市场，市场交换。成功群体的规则性知识透过两个群体成员的市场交易而进入学习一方的交易主体，此时个体的平静则被打破，个体面临着选择，是继续方便地遵循自己群体的规则与传统，还是遵循交易对象的规则与传统？个体一般总是选择后者，因为它能为自己带来更多收益。 在这一交易过程中，此一个体的规则性知识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虽然在他再与本群体成员的交易中可能仍然延续本群体的传统的规则体系，但他的行动方式必然发生微妙的变化，无数个体的微妙的变化累积起来，就逐渐地调整着本身群体的内部规则，使制度和传统在不同的方向上发生或大或小的变化，无数个体在这种变化的过程中互相调适，熟悉新的规则，达成某种新的规则认同，从而自发地实现规则的演进，进而形成新的社会秩序。不过由个体的自发选择到社会层面的成文制度的变革，中间还有多个复杂的环节，已经超出本文的讨论范围。 显然，后进国家的社会自发演进如果要通向自由法治方向，最重要的条件是外部世界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从而形成文明规则的竞争和比较。在封闭社会，传统也是可以演进的，但变化的速度相当缓慢；而只有在开放社会，传统才可能发生剧烈变革，我们的分析已经表明，这种剧烈的变革并不需要人为的设计，不需要一个中央计划当局的控制，仍然可以朝向一个合理的方向演进，实现传统的自我超越。因为如果社会处在一个向其他社会开放的环境中――当今世界其实正是如此――那么，个体的学习和交往，就不仅仅是学习自己的传统，也学习别人的传统，个体通过市场机制所能掌握的不仅是本传统的知识，更有体现在外部交易对手身上的异质的知识，不仅是关于商品、观念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规则性知识，透过这些个体的交易即学习过程，成功群体的内部规则将转化成学习群体的内部规则，因而市场交换本身将扩张已经证明为有效的制度的覆盖范围，从而把更多的个体卷入一个效率更高的秩序中，使个人可以享有更高收益。 从这一意义上说，人类行为的规则体系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普遍主义的趋势。开放的社会之间的规则的交流和竞争，通过各个社会成员自发的交易即学习和选择（类似于一种投票行为），不同制度之间的效率将凸现出来，效率更高的制度则具有强大的势能扩展其自身。 问题的关键是免于暴力的强制，而尊重个体的选择，个体具有一定的自由，可以在开放的制度之间自由地选择、按自己的理解来突破自身的内部规则和传统，透过学习他人的规则性知识，在社会行动中进行小小的知识创新和规则尝试。这种创新在历史学家哪儿可以忽略不计，然而，无数这种小创新透过语言、观念、市场等等社会渠道交流、扩散和累计，就导致传统的革命性变革。每个社会中都有不安分分子，正是这些不安分分子是传统变革的导火线。 1 陶东风：《社会转型与当代知识分子》，上海三联书店，1999，页1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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