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规范，都在自己相应的网眼里自由地活动，同时，也充分地信赖其他人也在他自己的网眼中活动而不越轨。那么这个社会就成了德克海姆理想中的有机凝聚的社会。 如果我们将以上这套体系称为道德基础，又将道德事件规定为非理性的选择行为中的一类行为，哪么道德事件怎么可能发生。这就涉及到欧陆传统和英美传统里共同遵守的道德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所有文明社会中，我们发现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圣经》里，在孔孟思想中。不同的文明社会时间、历史、地理差别很大，但都有这样的思想。因为你不服从这一条，你就结不成社会。所以，我相信在目前所生存下来的7个文明中都有这个道德金律。像在西方的传统中，欧陆和英美都有一个共同的希腊、罗马传统，也就是斯多葛学派的正确推理：理性的人不会理性地去做错事，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会理性地推断如果这样做，别人也会反过来伤害你，这就非理性了。所以理性推理中可以推导出来道德金律。这是斯多葛传统，也是基督教的来源之一，到了后期就演变成了两个分支：英美的和欧陆的传统。而欧陆一派对道德哲学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一来他们有危机，还有他们具有不是新教传统的基督教传统，更古老的犹太教影响，导致康德的自由意志，他从自由意志推出一种责任，推出一种普适原则下的个人责任，而真正继承了这一思想的是萨特。 康德的欧陆传统要追求的是自由意志，而不是英美的在基本权利的基础上，人们有一个消极的自由态度就够了。如果你要追求你的自由意志，你线性地走下去，你可能就走到法西斯主义。这并不是康德的意思，康德所讲的意志自由是完全不受现实世界物质约束的个人意志，是一种精神。但如果我们将它放到现实中考虑，我们每日每时都被现实所困扰，所以我们的意志不可能是充分自由的，也就推不出自由意志下应该做的那些事。而这并不是康德的出发点，康德的出发点是我先要假设一个抽象的人，他是完全不受限制的，不去做因受日常生活烦恼不得不为之的一些事，完全是自由的，就像上帝那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应该做的事是什么。由此出发推出一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规则。那么如何从康德的思想推出道德金律呢？罗尔斯曾专门有一篇文章论述从康德的意志自由到罗尔斯的普遍主义正义原则。推理过程是这样：首先，第一个检验就是，你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比如是否撒谎），你要用自由意志判断这件事对不对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此时此刻，如果你认为在这件事上你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环境约束，你得出结论该做或不该做这件事，那么你再把这个检验深入到第二层检验，即是不是你自己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应该做或不做这件事，才能完成你的自由意志，如果也通过了，那你再问第三个问题，是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所有的情况下，都做或不做这件事。如果是，那么做或不做这件事就应该成为普遍遵守的规则。 当然在伦理学史上有很多学者围绕康德的例子来批评，比如有人在追杀你的朋友，这时只有你知道朋友的隐匿之处，当杀手逼迫你讲出你朋友的藏身之处的时候，你是撒谎还是不撒谎。康德对此的回答是，这不是他所讲的自由意志，这已经是不自由的意志了，因为你面临着有人持枪，他在物质上束缚着你。所以康德不回答这个问题。 由此，从欧陆哲学中衍生出来了一种看法就是，真正的自由，也就是自由意志意义上的自由，应该是由普适主义或普遍主义原则来保证的。这就涉及上面提到的用正确推理原则得到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行为规则。所以很有意思的是从两个对自由的理解都可以得到道德金律。普遍主义原则下，可以出现看上去“非理性”的道德事件。 这里又涉及到道德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它是特殊主义呢，还是普适主义。现在很多的道德研究都认为，仅仅靠普遍主义推出来的原则，可不可以推出指导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些道德准则，恐怕还是不行。这就像宪法并不能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事，还需要商法、民法等等具体的法律。所以，为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麻烦、冲突，还不能仅仅依靠一些最普遍的道德准则，我们还得承认具体的义务、责任，也就是所谓特殊主义的道德。 就我们中国的文化来说，除了孔子对仁的看法具有普遍主义外，后来是越来越相信特殊主义。像韦政通先生总是强调中国的差序格局，就是非普遍主义，是人们之间的交往有差等。最爱的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再后是邻居，然后推及其他人，像水的波纹一圈圈扩展下去。这都是相对主义的、特殊主义的原则表现。这是我们中国的实际情况。 面对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道德滑坡的局面，在我们将抽象的理论用来解释现实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分析也刚刚进行了一半。在中国社会里，什么是道德行为。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要把自己特殊的环境考虑清楚，你是这个环境的中心，你有父母、子女、亲戚、邻居、朋友，你把自己与这些人的关系都做一个理性的认识，做一个很深切的理解，判定你与他们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按照你确定的理想模式去处理各种关系，去与别人博弈，一直处理到符合你理想模式的程度。你的理想模式就是你的道德准则，你就这样行为。比如，孔子说，子为父隐，直在其中。那么父亲犯了罪，儿子包庇，这里包含了正义。你说要大义灭亲，那不行，不现实。所以在一个特殊主义的文化中间，没有宗教传统的文化中间，就得从特殊的角度每一个人都来判断，理性的判断，利己地但不是自私地来判断你应该怎样处理，而不是实际上怎样处理（是应然而不是实然）人际关系，然后以这个判断来指导你的行为。在道德准则之下，在道德理解之下，尽量地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就涉及到实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不得不做，但你认为不道德，你认为可能不对。这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解决的人生问题、冲突，每个人总是处在这种冲突中，这是你的生命过程。这没办法，每一个个体都是这样。 这种情况下，一个可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从乡土中国到一个现代市场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我们缺乏强有力的普遍主义原则，那么怎样才能形成道德共识？例如，当分工充分发达了以后，农民本来是一个村，通过婚姻关系都是新戚，本来是很有共识的。而现在搞乡镇企业了，你生产钢管、他生产水泥、我生产煤炭，有专业分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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