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有效抵押能力不足，难以满足银行贷款条件，主要是土地、房产两证不全。二是抵押评估中介收费高，担保中介机构缺失或担保基金运作不到位。三是中小企业贷款、农户贷款等特殊贷款的税收优惠和监管豁免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业务盲区多。表现在农民个体方面，一是农民的金融意识淡漠，投融资意识缺乏。二是金融知识宣传不到位，农民使用金融工具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滞后。三是农民间融资活动频率加大，融资纠纷和债务纠纷呈上升态势。农村经济金融错位导致农村资金大量外流，法制建设滞后导致金融维权难以受到保护，征信体系欠缺，导致贷款人道德风险加剧，信息披露失真导致银企关系扭曲。
面对日益衰弱的农村金融市场，我们应从农村的现实经济水平和经济结构状况出发，根据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结构、数量与特征，来设计和提供相应的制度供给，这是解除农村金融抑制应遵循的基本思路。
(一)充分发挥农信社支持“三农”的核心作用
1.农信社具有交易成本最低的比较优势。可用交易费用等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对农信社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优势作一分析。
(1)交易费用是指在事前签订契约和事后监督与实施契约相关的事情上所花费的各种费用。具体地说，交易费用是由于以下一些活动引起的： ①搜寻有关商品和要素的价格、质量信息以及潜在的买者和买者行为的信息； ②价格未定时，为发现买者和卖者的真实偏好而进行的讨价还价； ③签订契约； ④监督签约方是否遵照契约行事； ⑤当契约方违约时，实施契约规定并商定赔偿问题，甚至诉诸法院或仲裁机构解决； ⑥保护产权不受第三者的侵入。上述六项活动引起的交易费用可概括为信息费用和监督管理费用。

(2)农信社在收集贷款人信息方面具有地缘优势，因此信息费用比商业银行低。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农村信用社是土生土长的农村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对当地每户农民的经济状况、信誉等级等十分了解，因此在审核农民贷款过程中，人力财力消耗不大。相反，商业银行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审核这一关就得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由于农村地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网络普及面窄等原因，商业银行要想获得贷款人的第一手资料相当麻烦，因此交易费用很高。
(3)农村传统的关系型信用决定农村信用社在贷款的监督管理费用方面比商业银行低。长期以来，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拿不出有价值的抵押品，农民获得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机会很少，一般都是向亲戚邻里借钱。因此，我国农村金融基本上不是以正规合约为基础的契约型信用，而是农户之间依靠血缘和友情而形成的关系型信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农民如果在当地信用不良，他的机会成本就相当大。而农村信用社作为土生土长的合作金融机构，可以充分利用农民的这一心态，因此在监督贷款人行为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另外，农村信用社本身是适应农民分散的、小额的融资需求，其管理费用较为低廉。相反，商业银行面对的是集中的、大额的融资市场，小额零售贷款的收益与所耗费的成本相比较往往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这也正是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离农村金融市场的原因所在。
从以上交易费用分析可以看出，农村信用社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方面所需的信息费用和监督管理费用相对较低，能较好地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2.为更好提供有效供给，必须对农信社进行重构。宏观方面：(1)政府的行政干预转向政策导向。我国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历经多次变更，与农行脱钩后，1997年起收归中国人民银行领导，而后交给地方政府。但不管是由农行、人行领导管理，还是下放给地方政府，都逃不脱官办色彩，农民一直把农村信用社当作政府的附属机构，而不是属于自己的合作互助组织。因此，政府应适当退出，以政策导向、提供服务、协调关系等为主，从而为农村信用社的健康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
(2)明确农村信用社的法律地位。西方大多数国家的合作金融是在相关专门立法通过之后得到蓬勃发展的。美国有《联邦信用社法》及各州颁布的关于信用社的法案； 日本有《农业协同组合法》、《农林中央金库法》两部综合性的农村合作金融法律。这些法律保护和指导着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在我国，由于缺乏法律依据，有关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也是比照《商业银行法》执行，将商业金融和合作金融混为一谈。因此，在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进程中，应尽快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作为配套措施，对农村信用社的性质、地位、组织形式、权力义务及其与社会各方面的民事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
(3)借助舆论宣传，重塑农村信用社在农民中的形象。我国自上世纪成立的农村信用社其实是集体经济所有制形式，它否认了个人财产所有权，农民所有财产归集体所有、充公，最后形成吃大锅饭的局面，农民对合作社有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在信用社改革中，观念的转变至关重要，首先得让农民对农村信用社有正确的认识，重新塑造农信社在农民中的形象，这样农民才会心甘情愿地参与和发展农村信用社。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媒体宣传合作金融的真正原则、意义以及国外合作金融的丰富成果。
微观方面：(1)强化约束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是由社员( 代表) 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经营管理层等机构之间形成相互制衡的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化表现。而长期以来，在农村，农信社三会流于形式，甚至根本就没有建立股东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约束机制徒有虚名，导致农信社出现内部人控制与外部人控制局面。所谓“内部人控制”是指农信社管理层为谋取自身利益，利用自己掌握的控制权，通过经营或决策行为而损害广大社员利益的现象。按照国际通行的原则，农信社应是社员自愿入股，实行民主管理。而在我国由于农信社产权不明晰，社员权利没有法律保障，民主管理流于形式，农信社权力控制在管理层手中。“外部人控制”是指外部人利用直接或间接的权力影响农村信用社管理人作出不一定符合经营原则的决策。或者说，在产权非人格化情况下，行使委托人权力的人以放弃对代理人的制度控制权，换取以非制度控制权控制代理人的行为。从农村信用社诞生之日起，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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