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冲击引发次贷危机发生以来,各国联合出手,实施特殊的企业的高管认为已经不需要政府这根“拐棍”了。中国的情况则比较复杂,主要可以看“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指标的情况。2009年上半年,尽管中国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了88%,是过去10年平均值的两倍,但消费的增长却并不同步。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消费需求占gdp比例较低的时候,内需可以绝对支撑发展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其实,只要“三驾马车”比例不失调,内需、外需都在提升,就可以考虑放弃刺激政策。
如果把美国挽救金融危机的政策比作是给经济“排毒”,那中国就是在给经济“大补”。4万亿当中,有1.8万亿即使没有发生金融危机也要投入,这属于前面所说的正常财政投资。非正常的是另外的2.2万亿,是特殊政策。政府充当了市场流动性的“主治医”,银行信贷变成了项目投资,经济是政府投资拉动型增长,而非企业占有绝对垄断地位,导致国有企业成为推动固定资产投资大幅增长的主体,政府投资增速比民间投资增速要快得多。
随着“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的实施,相当部分贷款的项目围绕着铁路、公路和机场展开,投向了政府主导的大型建筑公司或城市投资公司等平台,私人部门投资的“阵地”被大量占领。应该说,当经济增长出现困难时,国有经济因其特点,被更多地赋予责任是应该的,事实证明也是有效的。因此,在经济困难时,一定程度的更多地依赖于国有经济的运作,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经济状况好转之后,民间投资不能跟进的话,将会严重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只有双方共同的配合和努力,宏调退出后的局面才会稳定。locALhOSt
一个良好的退出机制和有效的操作,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也将体现出在经济竞争领域“民进国退”的既有常态,对中国经济结构的良性变化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会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