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企业家精神。汪丁丁从沙克尔的激进主观主义出发对“摸着石头过河”进行了诠释:只有进入未知世界才能创造已知世界,但“你不知道应当往哪儿迈才是理性的”○46。如果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会知道,汪丁丁的这种诠释是多么正确,而且这种诠释本质上是“中国式的”:“中国思想家……相信实在中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这种根本的不完全性与不确定性对于生命来说不是偶然的———它其实是其自由创造的必要条件。……实在之不确定的与不准确的、模糊的与含混的方面属于‘道’之最内在的本质,属于在其创造自由之真正可能性中的生命”○47。因此,当我读到汪丁丁那句话时,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奥地利学派的这种思想已经走入中国古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于是,我随手就拟订了一篇文章的题目《在奥地利学派与中国的脉象学派之间》,但不知何时有时间才能写出!按照《易经》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但“阴阳”只是对实际“道”的理性认识,它无法把握实际“道”最内在的本质,所以,“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乃“不确定性”也,乃人类创造新奇事物的动因或起源。因此,任何理性认识都不可能对实在进行彻底的分析,面对人类丰富多彩的造性活动都是苍白无力的,这是我们可以确立的第一个经济学基本原理,它揭示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缺陷。第二,直觉、实践智慧与回溯法原理。当踏入未知世界的时候,既然没有理性可以依靠,那么,我们将如何决策呢?没有办法,只能凭直觉和实践智慧的指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邓小平对这种决策原则的形象概括。正如赖纳特所指出的,“企业的决策———大多数是在高度不确定性的条件下做出的———就是基于什么因素对业有利这种直觉上的不明探测法(abduction,又可翻译为回溯法),基于商业学校中所谓‘经营中的直觉和本能上的感觉’。lOcalHost早期的企业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但它们发展迅速,并在经济增长和当地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主流经济学框架中怎样解释?”○54确实,在中国哲学的脉络中,乡镇企业作为一种因应策略的创造性活动可以得到很好的理解。但田国强教授在他那篇教义式的论文中曾如此自信地断言,“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55,不知他对这个问题该做何解释?田国强指出,尽管帕累托最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能精确地达到,但可能近似地接近,成为检验社会经济效率的基本准则。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这样把理论的假设和理想化的乌托邦作为评估“实际是什么或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标准了。作为达尔文主义研究传统的经济学,与之形成鲜明对立的第五个基本原理则是:公共政策作为能66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动作用,在推动结构转变时,要因时因地而异,要以解决问题的实用性而非预先假定理想目标为标准。由于意识到制度变迁是一个充满风险并往往产生意外结果的过程,意识到政策及其制度选择对人性的塑造作用,政策就应该以试验和过程为导向,它不追求普遍的真理,只希望暂时的改进○56,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论”就是对这个原理的高度概括。
六、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经济学革命
在“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于2004年5月提出之前,自主创新思潮○57在我国已经悄然兴起,我国学术界对“和平崛起”和“中国创造”等问题也已经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实际上,早在进入新世纪之时,中国经济发展就面临着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环境恶化和资源压力空前增大等严峻问题,它对中国政府开辟经济发展新道路的视野、决心和能力提出挑战。近几年来,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环境友好与节约型社会等新思维不断涌现,特别是自主创新作为国家战略很快就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全会公报。笔者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种新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将会逐渐形成。而且,有迹象表明,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这种创新,中国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由中国创造、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等新观念所引领的创造主义新文化,它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是中华文明全面复兴的开端。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中国崛起的时代精神的反映,因此,它要自觉地承担起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意识形态功能,这是它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国民创造力是21世纪中国崛起的决定性因素,中国经济学要为这种创造力的爆炸性增长提供精神动力。因此,本文是在阐释框架、认知模式和时代精神的含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术语的○58,它是文化概念的一个核心范畴。文,就其最简单的含义来说,是人类关于自身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是一个社会对其集体交互行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的工。正如老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布什指出的,任何文化的关键历史都是在其集体经验中对其如何演进进行选择的故事,认知式的选择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文化作为一个社会的阐释框架和认知模式揭示了环境、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特征,它对行为进行价值判断并引导其发展方向。一个社会为了实现其政治经济之目标,为了保持其最基本的社会凝聚力,特别是落后国家为了激发其国民强烈的追赶愿望和奋斗精神,它就必须发展出某种特有的机制,把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引导和推动新的认知模式、新的价值观、新的伦理观念和新的做事方法的形成及其创造性发展。因此,中国的理论经济学家们应该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积极参与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等方面的创造性活动,推动中国崛起和中华文明伟大复兴这种时代精神的形成和发扬光大。解释学是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其目的是通过对人类的理解过程进行理解,进而揭示人类行为的义。在经济思想史中,解释学在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和老制度学派中有其起源和传统○59,这种传统是目前正在兴起的认知经济学的先驱。经过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中国综合后,解释学方法将与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等研究方法一起构成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解释学方法的发展是打破西主流经济学所有的假定之后经济科学进步的必由之路。西方主流经济学是在稳定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条件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60。因此,一种新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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