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就必须打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所有这些假定,研究新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技术和制度是如何创新的,新资源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与人类新知识的创造休戚相关。“从哲学角度来看,这种有价值的知识产生于人类的心智。因此,任何不考虑人类的心智和人类心灵的理论将无法理解人类的物质状况,也就无法理解经济增长”○61,而解释学就是关于人类心智的科学之一作为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是在解决中国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按照解释学的看法,文化变迁从本质上来说是对人类行为及其意义的阐释过程,但是这种阐释并非整活生生的生活才是文化阐释的活水。一般来说,阐释是人类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基本状态与方式,它是过去经由现在向未来开放的过程。因而,文化阐释必然要涉及到与文化传统的对话,这种对话是基于理解自身的要求。我们属于传统,远远大于传统属于我们自己,这就是路径依赖式文化变迁的基本原因。但是,传统的命运却掌握在阐释者的手中,“我们对传统的疑问、兴趣、责难、争执,都是由我们对现在和未来的迷惘困惑与期望中导引出来”的,因此,“传统实际上是‘现在’的传统,而不是已逝的过去”○62,对传统的理解是由对未来的期待所指引的。自鸦片战争以来,多少仁人志士为中国的荣富强殚思极虑、上下求索,文化阐释的主流也曾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从康有为到张之洞,再到五四激烈反传统;从孙中山到泽东,再到邓小平。现在,由于对中国崛起的期待,创造主义就成了与文化传统进行对话的指路明灯。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突现了人类学习与创新的本性,它将使经济学中于人类行为假设的关注焦点从利己还是利他的争论转移到人类作为创造者的本性上。在古今中外有关人性的讨论中,除了善恶或利己与利他)之外,讨论最多的就是人类求知与创造的天性。虽然中国历史上的人性善恶之争绵延至今,但“性习论”作为中国文化占主流的学说却揭示出,人性不是静态的和非历的,善恶是相互补充和相互制约的,它们与制度交互作用并共同演进,中国“性习论”的这种高明和深刻见解近十几年来已被进化心理学的发展所证实。○63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人是自利的”这个基本假设不仅是片面的,而且它还完全忽视了对于文明的演进更为根本的人性。杨敬年老先生曾指出,“人的本性表现为人想做什么和人能做什么。就人想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需要、动机、欲望、情感和激情……有些欲望可以并存,有些欲望彼此不能相容,可以说前者是善的欲望,后者是恶的欲望……就人能做什么来说,人性表现为求知和创造,求知产生智力,创造产生文明,人之所以为人,秘密就在于此”○64。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了适应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需要,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就应运而生了。在古代世界文明中,创新精神可能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上经》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世界是未完成的、演化的和开放的,因此,我们是真正的创造者,人类的创造力是经济社会变迁永不停息的发动机。“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洋溢着还没有被囚禁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自利和物质主义牢笼之中的创造者对人类潜能的喜悦之情。创造者而非自利的经济人,这是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有关人类行为的基本假设。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创造者也是中国人文主义新发展的基本人类观。当然,它也是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进行中国综合的一个基本假设。演化经济学家佩蕾斯曾经对比了创新在工业社会和知识社会中两种不同的角色和作用,她认为,在工业社会中,创新是专业化组织的工作;而在知识社会中,创新是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创新者应该是包括家庭成员在内的所有公民。因此,在中国创造主义的新文化中,熊彼特的“企业家”概念应该被扩展到所有具有创新精神的人。只有大力弘扬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开创一个全民创新的新时代,才能充分焕发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并迎来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作为中国创造主义新文化的建设者和代言人○65,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人的解放的思想运动,它高扬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五四新文化运动留下了许多至今仍没有完成的任务。就科学与文化而言,五四人物因惑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观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他们不可能完全展开中国的新文化创造活动。在1923年到1924年所发生的由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卷入其中的“科玄论战”中,科学义的胜利至今仍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性之发展,西方主流经济学目前在中国的盛行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6。五四新文化运动出于“矫枉过正”的考虑,曾采取了整体主义地否定中国文化传统的作法。与之相反,笔者在前面的论述已经说明,二十多年来的中国经验是中国文化传统智慧的结晶,它演变成“北京共识”的这种趋势则说明它具有某些普遍68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1期·经济学反思与创新性的特征。陈独秀先生曾指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不但对于旧文化不满足,对新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但对于东方文化不满足,对于西洋文化也要不满足才好;不满足才有创造的余地。”○67因此,中国经济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超越,它将通过中西文化的创造性会通,开创中国传统的世界经济学发展的中国时代。作为量子力学的创建者之一,薛定谔曾写下过惹起了许多科学哲学家愤怒的看法:“……有一种倾向,忘记了整个科学是与总的人类文化紧密相联的,忘记了科学发现,哪怕那些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深奥的和难于掌握的发现,离开了它们在文化中的前因后果也都是无意义的。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它不懂得它的结构中那些被认为是要害的部分,最终不免要被纳入到一些概念和词语的框架之中并成为世界图式的一部分———我认为,如果有一种理论科学,在那里,这一点已被忘记,在那里,已经对它入了门的人那些只被少数游客所懂得的术语互相继续着冥想,那么,这种理论科学必将被其他有教养的人所抛弃。尽管深奥难懂的闲谈在那些乐于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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