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向从中国进口的产品征收27.5％的制裁关税。斯诺和格林斯潘也都先后暗示中国应该实行浮动汇率制。斯诺在2003年9月访问北京并要求人民币升值，此后他又串联各国游说中国重估人民币汇价。

美国商务部年度贸易统计数据声称，2004年美中贸易赤字增长了30％，并把从2001年以来制造业流失的290万份工作以及制造业岗位增长乏力都归咎于“被低估的人民币”。于此同时在2005年，全国制造商协会也恢复了行动。它在2005年2月1日发表的《全国制造商协会2005年中国贸易议程》中宣布其主要目标就是促使人民币立即升值40％，并将敦促财政部促使imf监督中国汇率；推动政府与g—7集团，g—20集团、apec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共同促使人民币升值；促使财政部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报告中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
由于利益集团不断增加的压力，美国国会关于要求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提案不断提出。最终《中国自由贸易法案》以67：33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紧接着在第二天提出的《2005年中国货币法案(chinesecurrency act of 2005)》也得到了145名众议员的支持。法案指出中国政府“操纵货币”是不公平的贸易手段，敦促布什政府以立法形式向巾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改变人民币紧盯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改变美中贸易严重失衡的局面。
2005年7月21日，中国宣布人民币升值2.1％，实行以一揽子货币为基础的“爬行盯住”浮动汇率制。但是美国的利益集团并不得到满足。“中国货币联盟”称“中国的汇率调整是最小程度的，远不能对由于中国的货币操纵引起的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起到任何作用。”全国制造商协会也对2.1％的升值表现出失望，认为应该将中国的这一举动看作是更大升值的开始。但是在没有看到人民币持续升值的现实的情况下，全国制造商协会要求财政部采取应有措施，在imf发起强硬攻势，解决中国“汇率操纵”问题。而劳联—产联也发表声明指出，财政部出卖了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的利益，布什政府继续无视美国和美国40大贸易伙伴的贸易统计数据，却接受了中国政府“不准确的”贸易数字和“实行汇率灵活性”的空泛承诺。

三、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面对国内经济衰退和行业的萎缩以及失业的不断加深和扩大，美国的利益集团首先将这些问题提升到了国际关系的层次上。对于美国的利益集团，在人民币升值的案例中主要是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劳联—产联。他们的利益分别是“提高美国制造商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的能力”和保护美国劳工的工作机会和利益。由于人民币的汇率相比，美元相对高估，不利于其产品与中国产品的竞争。因此美国的全国制造业协会才对提出人民币被低估40％的看法，并极力促使人民币升值。同时，制造业的衰退意味着制造业所提供的大量工作岗位的失去，从而带来大规模地失业困境。因此劳联—产联的行为便容易理解了。
社会联盟理论认为与国家相对优势联系最紧密的生产者可能赞同更开放的政策，而处于劣势的生产者可能反对更开放的政策。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由于美国制造业发达，但是劳动力资源稀缺，因此全国制造商协虽然趋向于自由贸易，但由于劳动力限制而处于衰退的境地，因此希望通过货币手段在贸易中占主导地位。
根据弗里登在1991年发表的《投资的利益：金融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政策的政治》提出的分析国际资本流动的框架，出口导向型可贸易部门生产者偏好于低的汇率水平和低的汇率灵活性。因为低的汇率水平会使出口部门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性增强，而从具体的分配效应看，汇率越低也会使可贸易商品相对于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就越高。另外由于出口导向的贸易部门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活动直接卷入国际贸易和支付，并因此对汇率市场波动高度敏感。因此他们更偏向于固定汇率制。又因为他们在国内经济萧条时可以将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因此他们并不关切国内的宏观经济状况，而且更希望这种竞争性保持稳定。
另外对于政策的影响，利益集团的效果是值得肯定的。既然在民主政体中，政党、组织和游说集团就是联盟影响政策的主要组织渠道。那么全国制造商协会以及劳联—产联的行为就是政策形成的一个方式。利益集团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需要“包装一个问题使得它能够吸引媒体和行政部门的注意。使这个问题进入议事日程。”从这一点分析，利益集团在促使美国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向中国施加压力从而使人民币升值的活动中总是尽量使自己的行为更加有影响力，因此不乏持续性与激烈性。同时美国政府特别是财政部在利益集团施加的重重压力下，经常对中国做出的强硬表态也使人民币汇率问题在世界范围内更加突出。
然而，不少政治经济学家们认为利益集团在政策影响方面只起着有限作用，有学者认为利益集团也只在政策制订的早期阶段有影响力，后期进入实际决策就无从发挥作用了。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还有更多重要的因素，比如中国政府的态度等，因此在决策阶段利益集团只是众多要素中的一个。根据帕特南的“两个层次博弈”理论，决策者考虑一项决策时，要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层次。不能只简单地研究国内因素，同时也要考虑国际因素，将外交政策中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降到最低。对于决策者来说，这两个层次都不能忽视，都十分重要。因此布什政府在处理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倾向于采取温和的政策通过外交协商，促使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而不是直接接受利益集团主张的强硬措施。然而同时照顾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情绪时也需要不时回应利益集团的压力，发表一些对人民币问题的强硬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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