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经济的短期效应,但这种“撒胡椒面”的行为治标不治本,有时甚至标本都不治。因为老百姓的消费习惯没有根本改变,一次性消费结束后对未来的预期仍然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与其分散财力“撒胡椒面”,不如化零为整,集中财力提高地方财政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加快推进公共财政的社会保障职能,解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高储蓄率、低消费率的现状,调动社会的消费需求潜力。
2、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
我国财政体制注定了财力中央集权,而各地财政实力又存在巨大差距,所以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是保证地方财力横向平衡、实现公共财政均等化的必要条件。从财政部公布的数据中我们看到,2008年我国地方财政收入达51590.52亿元,支出49992.65亿元,结转和结余共1597.87亿元。我国大多地方财政支出压力大,受金融危机影响的个别地方更是捉襟见肘,为何2008年还会出现将近1600亿元没花完的情况?这里我们应该看到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中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些地方财政实力弱,得到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后还是存在支出缺口;有些地方财政实力雄厚,财政收入大于支出。由此可见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西方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也有不少中央政府掌握较大财权,但这些国家普遍采取中央多收多支、多收多补的转移支付制度。财政收入经过再分配之后,地方政府所拥有的财力和所承担的事务基本相称,最终目标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我国也应该建立规范化、法制化的转移支付制度。特别是地方政府财力较弱,地区间差异大,所以更要体现公平与效率、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以法律形式规范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方法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统一标准,公式计算,杜绝人为因素影响,不断缩小地区间差异。

3、促进国家积极财政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政治强调民主,行政强调效率。意思是政策制定过程要集思广益,尊重各方利益,采取民主程序;政策执行则可适当集权,注重效率。4万亿的投资计划,是应对金融危机的财政政策“重拳”,也是国家积极财政政策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政策之一。4万亿投资要靠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承担,说到底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投资规模如何把握,投资方向如何确定,决策者应该听到广大公民的声音,应该尊重来自纳税人的意见。这4万亿中用于铁路、公路、机场和城乡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有1.8万亿,占投资计划的比重最大。基础建设投资见效快,短期内扩大就业、增长gdp,能够起到治疗经济危机“特效药”的作用。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负面影响,最明显的就是1997年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处于国际较高水平,而消费需求的增长始终落后于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体现出来。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两会期间,国家已对4万亿投资计划的结构进行了调整,基础设施投资占比由原来的45%降至37.5%,说明国家已经考虑到长远效率与当前利益的结合,关注民生与发展经济并重。积极财政政策还要关注地方财政当前的困境,用中央财政的雄厚实力弥补地方财政的不足,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调整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的现状,充分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
4、改革税制,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中央可以下放一部分税收立法权,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自主权,形成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税收立法机制。金融危机环境下,地方政府大都面临财政困境,甚至已经陷入财政危机。应对之策无非是开源和节流。当前经济环境,正是需要财政拉动的关键时刻,换句话说正是花钱的时候,所以节流这条路几乎是走不通的。实际上我国公民的税负相比发达国家是较低的,甚至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存在一定差距,所以政府在提高税率、增加收入方面还有一定的操作空间。另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税负痛苦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政府又该采取那些举措呢?亚当·斯密曾在《国富论》中比较过英国和法国的税制。英国每年从800万人口中征收1000万英镑税款,但社会各阶层从未有压迫感,而法国的人口是英国的三倍,每年征收的税款却不足1500万英镑,但法国民众所感受的课税压力远甚于英国。调查后发现英国税制的民主程度远高于法国,英国公民参与到税制的制定过程,对自己制定的政策当然无话可说。我国的税收政策制定也可适当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在扩大地方税收自主权的同时引入民主化,真正体现老百姓的主人翁地位。中央税方面应区别各地财政实力,采取差异化的税收分享机制,适当增加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地方税收留成比例,增强地方政府对抗金融危机的实力,有效实施税收“调节器”和中央财政再分配职能。

【参考文献】
[1] 陈共:财政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2] 杨之刚:财政分权理论与基层公共财政改革[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3] f.j.古德诺:政治与行政[m].华夏出版社,1987.
[4] 亚当·斯密:国富论[m].商务印书馆,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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