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城乡企业和个人会因风险太大而不愿介入；而如果政府主导社会保障，则能够有效地消除市场失灵的问题。首先，可以有效降低社会保障领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其次，可以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由政府强制力能够保证大范围的参保人员以较低廉的价格享受到较全面的保障。最后，政府组织承担社会风险的能力较强，政府部门可以设计合理的制度来保证社会保障制度承担的风险在同代人之间横向和纵向共担。
因此，对于社会保障来说，政府必须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介入社会保障领域，提供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社会保障服务来化解风险，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中外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证明
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工业化发达国家还是经济转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已经较为成熟的国家，还是处在积极探索和试验的国家，无论是哪种国家的任何类型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政府的角色和定位有所差异，但都显著地表现为政府主导性的特征。在各国社会保障的实践中，大致可以将各国社会保障的类型分为“政府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与“政府一市场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
实行“政府一社会”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主要通过政府强大的企业保险中脱胎而出，完全走向社会化运作。
监管责任，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依法正常、健康运行的基本保证，实施主体是国家为实施社会保障事业而规定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社会保障管理机构，这些主体遵循一定的监管原则和运行机制。lOcALhOST
然而，我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实施现状并没有完全到位，存在着缺位、错位、越位三者交织的畸形现象。笔者认为，在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方面，政府存在着“缺位”现象，不仅高阶位的法律缺失，而且制度供给整体上不足。在财政责任方面，政府表现为“错位”和“缺位”并存。财政的现实责任的履行上，存在着整体上的绝对不足和中央、地方责任财权、事权不对等的尴尬，而在财政的历史责任方面，政府采取了逃避的方式，对转制成本的承担没有做出承诺。在监管责任方面，政府存在着“错位”行为。因为政府在并不擅长的社保基金运营领域“越位”，政府给予市场的自由空间狭窄，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所以使得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加上“投资运营”和“监督管理”都集中于政府身上，导致难以保证政府监管责任的有效性。

(一)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的重构
纵观各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产生和发展历程，都是以颁布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揭开序幕。然而，我国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保中的“立法责任”始终“缺位”，由于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的限制，我国始终没有《社会保险法》来“保驾护航”。在法律缺失的情况下，立法和制度保障责任主要是指政府承担的本应由立法机构承担的制度设计和规范责任。
统筹城乡社会保障的制度，主要散见于政策文件、部门规章、相关机关发布的通知、命令等等，立法层次偏低。各地分散的地方规定使得社会保障制度难以统一，导致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严重缺乏权威性和稳定性。
作为社会保障领域纲领性大法的《社会保险法》，历经十几年的坎坷仍然没有出台。近年来，《社会保险法》的立法步伐加快，然而，据悉，原定于2009年进行三审的《社会保险法》将推迟到2010年进行，其重要原因就是目前经济形势不明朗，而且各方面的分歧较大，这表明《社会保险法》的出台将再度延期。在《社会保险法》没有出台的前夜，笔者认为，应该更加重视政府的制度设计和规范的责任。社会转型期间，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的对象规模并不稳定，新出现的特殊群体，比如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社会群体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克服制度运行带来的困难和障碍，从而要求必须进行制度创新。
笔者认为，政府在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中的制度保障过程中，应该首要考虑协调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以及与其他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
第一，协调城镇社保制度、农民工社保制度、农村社保制度三者的关系。
现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五大社保制度，这些制度相对来说较为成熟，并且运行多年。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构建农民工社保制度和农村社保制度时，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借鉴城镇社保体系的制度模式，并且尽量避免制度模式的多元化，因为这样有利于城乡社保制度未来的一体化整合。此外，在城乡的这三类社保制度中，还应该留出社保关系接续的“通道”，有利于人口在身份变化过程中的社保关系的转移接续。
第二，协调统筹城乡社保制度与土地政策之间的关系。
我国的绝大多数农村居民把土地视为“命根子”，社会保障制度的长期缺失，不仅让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放弃家乡长期闲置的土地，而且也让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进程举步维艰，进而影响城镇化的步伐。事实上，不少发达国家是将农村、农民工社保制度的提供和土地政策联系起来的。当国家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土地经营时，就实行大量优惠的农村社保制度，引导农民自愿放弃土地，反之亦然。这些经验对于我国乡镇企业的农民、农民工以及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农民等社会群体中可以考虑适当借鉴。
第三，协调统筹城乡社保制度与人口政策之间的关系。
由于我国农村居民长期以来缺乏相应的社会保障，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同样依赖家庭养老的方式，“养儿防老”的观念在我国农村社会根深蒂固。因此，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与农村的效果显然不同。其实，社会保障制度与人口政策密切相关，一些工业化国家通过社会保障措施来调节人口的数量，比如，有国家通过给予生育补贴从而解决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在我国，如果一旦为农村居民提供了社保制度，让他们老有所靠、病有所医，相信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也是能够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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