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一国的企业超过1.2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4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1839.7亿美元。随着我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日益增加，据估算中国“十一五”期间累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超过800亿美元，2010年的投资额可能超过200亿美元。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排名将进入前三位。
国际经验表明，影响对外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有人均收入水平、gdp总量、出口规模、国内投资能力、外汇储备规模、国内市场生产能力过剩状况、本币升值预期等。而税收作为东道国体制和企业所得税法，并在大部分税收优惠的制定和实施上内外一视同仁。例如，俄罗斯对外国投资者在本国成立的外资企业，实行税收的“国民待遇原则”。这意味着，东道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曾长期实行的外资超国民待遇现象将逐渐减少，以往各国外资独享的优惠在范围和幅度上都会大大缩小和降低。同时，各种带有歧视色彩的外资控制政策将逐步被取消，外资进入的程度和行业限制、股权比例限制和外汇比例限制等将放松，作为附加条件的各种业绩要求也将迅速减少。
(二)调整税收优惠方向，以产业和科技导向为主
目前，各国对现行税收政策的优惠方向进行调整，一方面要强化其产业、科技导向功能，另一方面要弱化其地域导向功能，从而形成以产业导向为主、地域优惠为辅的政策特点。鼓励的重点产业集中于高附加值和高新技术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项目受到更多的重视，一些国家还对农业、渔业、采掘业及旅游业实施了投资激励。例如，韩国对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产业配套服务业实施了税收优惠政策；俄罗斯对涉及生产领域、交通设施建设或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也提供了相应的税收优惠。LOcAlHoSt有些国家为了建立起与跨国公司的持久稳定关系，还采取了某些特殊的激励措施来吸引跨国公司在那里建立地区营业总部。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对于在澳建立地区总部和运营中心的跨国公司，提供了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改变税收优惠方式，逐步转向以间接优惠为主
目前，各国更多采取一些间接优惠方式，从目前的以直接优惠为主转向以间接优惠为主，同时配合运用多种优惠手段，提高政策的实际效果。各国政府在大力压缩优惠税率和定期减免税适用范围的同时，扩大对加速折旧、盈亏抵补、投资抵免、税收信贷、再投资退税和投资准备金制度等间接优惠手段的运用，放宽科研与开发费用各项扣除的标准，更好地保证税收优惠的好处确实落到外商投资者手中，而不是被投资母国政府征去。间接优惠方式不仅有利于减少避税与偷逃税现象，保障税收收入，有利于人世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而且它不像直接优惠方式那样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存在来自某些方面的抵消因素，从而在发挥对fdi的引力效应时机会成本较大。
从上述发展趋势和税收激励政策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出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既要保持税收激励政策一定的连续性，也要及时调整。东道国对fdi税收激励政策的制定应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其连贯性，关于各种政策摇摆式的变动都会带来开放程度波动的后果。但当经济状况发生变化时，一国对fdi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因此东道国政府应当及时修订、调整本国的税收激励目标，使其与一国经济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例如，韩国的税收激励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正确把握优化投资环境与提供税收激励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促使世界各国对国际贸易和fdi依存度普遍提高。因此各国除了不断完善宏观投资环境外，还制定了鼓励外资的各种税收激励政策。然而，税收激励毕竟是一种市场不完善情形下政府诱导投资行为、矫正市场失灵的辅助性手段，其过度应用必然影响市场机制在配置跨国公司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趋势下，更会妨碍多边贸易与投资规则的推行。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各国明显加快了政策的调整步伐，引资政策由早期的一揽子优惠政策向完善投资环境方面转变，税收激励政策更多的也是为外资进入市场提供服务和便利。总之，正确把握两者之间关系是一国市场环境变革与fdi政策的核心要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