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困难面前，如何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并使之平衡；在公司与其投资者、劳动者、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存在着利益差异和冲突时，如何促使企业积极采取应对策略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与政府和社会共克时艰，转“危”为“机”，在危机之后的经济繁荣中获得更大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一、应进一步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内涵
我国新《公司法》第5条虽然明确了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了我国通过成文法的方式落实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努力。但是这一条款是放在总则中，带有宣示倡导性，并没有揭示出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内涵，没有明确公司社会责任的相对方，也没有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具体权利、义务内容的规定；且用语抽象、政策性色彩浓厚、表述笼统，使用了许多内涵和外延均不确定的词语，如“商业道德”、“社会公德”、“诚实守信”；也没有相应的违反公司社会责任的专门法律责任条文。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是什么，是道德责任还是法律责任，一直以来在我国学术界就存在着争议。
其实公司社会责任本来就是一个处于发展变化中的综合多元的概念，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层面，也不能直接地上升为法律层面。首先作为一种义务公司社会责任具有法律属性，即强制性，法律责任为公司社会责任设定了最低标准；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的意义更在于其道德性和宣示性，道德准则反映了公司社会责任的价值追求。因而我国公司法第5条规定的公司社会责任应该是一种法律责任和道德准则的统一。
虽然道德准则(倡导性)在公司社会责任理念中至关重要，对于落实公司社会责任是一种有效地补充，但是由于道德准则缺乏法律强制力的约束，主要依据人们的内在信念、觉悟和社会舆论起到规范约束主体行为的作用，加之目前我国的社会诚信状况，把社会责任的实现寄希望于公司良知基础上尚过于脆弱，道德规范对公司的行为仅仅只是一种软约束。LoCaLhOST再者公司社会责任本身就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概念，如果没有法律的确定、强制，不仅不会实现公司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而且还有可能使企业的基本利益受到损害。因此现阶段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首要内容应当是法律责任(法律性)，而且将公司责任由道德向法律规范转化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鉴于此，建议应当在《公司法》中对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内容和不履行的法律后果进行明确的规定，从细节上加以完善，使法条内容更具有现实操作性。
二、健全公司社会责任的综合治理机制
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社会责任在立法上只有《公司法》第5条这一原则性规定，在其它的法律法条中并未有关于社会责任的系统性立法。而公司社会责任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包括法律、经济、社会、文化等在内的诸多领域，远非一部公司法所能囊括。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完善和具体实现也并不单单是体现在公司法中，而应该是一个层次化的、由不同法律规范的不同法律条文组成的共同构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为推动我国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建议立法机构应当加快相关法律体系建设，除了在公司法的总则中突出强调公司必须承担的基本社会责任外还要把公司社会责任作为一个法律概念，将其原则性和一般性的规定纳入《全民所有制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相关法律之中，如对企业经营的目标、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原则以及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安排等。最终形成以《公司法》为核心，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物权法》等相关部门法为补充的法律体系。在这一体系中，公司法的社会责任条款起统摄的作用，为其他具体法律规则提供价值指引，当社会对公司提出更高的社会责任要求，其他具体规则由于稳定性和天生的滞后性无法作出调整回应的时候，司法者即能够借助公司法社会责任条款的道德规范功能，借助法技术手段，裁判纠纷，为利益相关者提供特别保护。
与公司社会责任广泛多层次的内涵相适应，公司社会责任往往需要通过多种机制来落实。深圳证券交易所于2006年9月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就从经营者、股东、债权人、职工、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制度建设和信息披露等八个方面指出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具体标准。尽管这一指引内容只有38条、还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还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这表明我国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要求已经进入了尝试阶段，不只是停留于《公司法》第5条的宣示条款阶段。
此外，践行公司社会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司法救济的有效性，为提高司法裁判之绩效，建议由商务部、证监会等部委出面，组织各行会或商会组织根据本行业特色，制定颁布《公司社会责任实施条例》，以利于法官在裁判具体案件时妥为考量。并由最高法院公布一批涉及公司社会责任的典型案例，以为下级法院提供事理逻辑支撑。设立职工参与制度在推动公司社会责任过程中从各国实践看，工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工会具有特殊的地位，工会是从公司员工选出来的人员构成，它本是独立于公司之外不受政府控制的监督审核机构，其宗旨是向公司管理层反映员工的需求，监督公司实施其社会责任。尽管新《公司法》对职工参与权作了很多实体性规定，第17条、第18条第1款规定了公司对雇员的劳动合同责任，第52条第2款、第118条第2款也确立了职工监事制度，第45条第2款、第109条第2款对职工董事制度做出了倡导性的不同要求，但是对作为工会成员、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劳动者”的公司法地位目前在我国仍未得以确定，且这些立法仅仅是粗线条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有利于职工行使民主监督权的作用，但受监事会自身地位的约束，这种作用仍然是有限的。

在公司立法中吸收职工参与公司机关的制度，其既是企业的抵制。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掀起的社会责任活动高潮中，消费者组织的参与和引导在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没有消费者及消费者组织所起的推动作用，就不可能有社会责任今天的规模和影响。从建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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