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等这样的组织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制度性问题包括财产安全和产权界定。财产安全不仅意味着财产的存在具有安全性，这需要良好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也意味着财产的转移具有安全性，这需要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被普遍认可并实施的惯例习俗等的维护。由于一些产权在界定时具有理论上的争议，还有一些产权界定在实践中难以明确实施，因此产权界定可具体分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对公共品的提供和对委托一代理问题的解决这样三个方面。前面所说用以解决财产安全问题的社会治安、法律秩序等正是现代社会所必需的公共品中之一类。
个人理性在经济变化中最本质的作用可以追溯到韦伯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述中。新教教徒对于经济利益的史无前例的追求源自一种对宗教教诲的感情或说是心理反应，该反应从根本上出于——追求经济上的繁荣以荣耀上帝，支持自己成为上帝选民的内在信念——这样一种理性的考虑。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理性和个人主义与该理论中的理性经济人假定相当一致，而理性经济人假定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基础和逻辑起点之一。另外值得强调的是，本文所使用的理性，其含义已得以深化和相应扩展。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包括自然资源、资本、劳动力、技术、教育和技能等方面。运用基于该理论构建的模型所进行的一些定量分析表明，这些要素的确为经济增长做出了贡献。但是对于为什么不同经济体会投入不同量的生产要素(这里的生产要素不仅包括实物资源，也包括技术、技能等。以下同。)，为什么不同经济体所投入的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程度有所不同，为什么特定的经济体在不同时代经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的差异等此类问题，这种分析方法难以提供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loCALhOst
一个社会通过武装力量和法律法规对其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维护，将为该经济体内的生产要素流人、经济连续运行提供一种基本保障和必要的便利。一个经济体内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不仅意味着某种资源配置方式下的具体配置行为的效率问题，而且意味着不同配置方式的效率问题，比如在对比哪个私人通过市场竞争运用特定资源更高效之外，也可以对比私人与政府哪方更高效，竞争与垄断哪种方式更高效。一个社会对产权的有效界定和合理实施，将激励其经济主体不断追求当前自身利益最大化，并积极寻找潜在利益和实现方式。在正当的个人权益得以确保不受侵犯的前提下，每个个体对于这些追求的实现，将导致整个社会经济的帕累托改进。
无论是个体观念及行为模式中的理性和个人主义，还是资源配置方式的多样化、资源配置制度性问题的解决，都会通过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生产要素投入，进而作用于该社会的经济产出，使该社会经济体可能持续处于变化之中，使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可能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实现不同的增长速度。
三、现代性理论与经济史研究
主要基于哲学诠释学的启发，这里先谈我对经济史研究的理解。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说已经存在的事物，我们与之存在或长或短的时间距离。在这段时间，可能相继有很多人，可能有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领域的人，对其作过思考和研究，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一直扩展和更新；从研究者方面来看，从其所处时代、背景有别，社会偏好有别，到自身生活环境、成长历程有别，到思维方式或说偏好有别，偶然事件影响等等这些，“前理解”自然多种多样。林林总总的“前理解”遭遇不断发展的“效果历史”，加上研究者自身操作能力，客观上接触“效果历史”的范围和程度，因此无论从时点上还是时段上看，“视域交融”都是缤纷多彩的。
动态的“效果历史”意味着更综合的，以及更多样的理解，在研究中，可认为是已有的多种视角；从研究者方面，不同的“前理解”也可认为是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域交融”产生之后，一方面，在后来人看来，即为不同的“效果历史”，另一方面，直接或是间接地扩展着研究者的“前理解”……持续产生的不同视角，这正是我们去理解我们想要理解的事物的方式，也正是我们要理解的事物本身。
理论来源于现实，确切的说来源于现实的积累，那么用现有的任何理论去分析已经发生的事情，并无不可。在研究事件之前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显然的指导作用，之后的相关理论，可以认为是受到事件的某些启发。除非我们能证明它们是不相关的，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说这样的应用是不对的。对这点进行推论，即我们不回避所有的“前理解”，正视它们，甚至是主动运用它们，都是合理的。“前理解”正是为了让我们作出理解。
哲学诠释学的思想可以应用于所有对已有事物进行研究的社会科学中去。涉及到历史的研究，意义更为显著。一方面，历史时期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都为我们提供了更广阔的“前理解”和“效果历史”，另一方面，这种研究理念的价值通过历史有所体现。具体到经济史研究，我想我们不必一定追问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这种追问也是没有意义的，——按照伽达默尔的观点来看，“效果历史”就是历史，反之亦然。当然，这并非给我们一个脱离史料进行空谈的借口，——研究要根植于“效果历史”。在分析时，我们则拥有更广阔的空间，——一方面是我们各自独特的“前理解”，另一方面是越发丰富的理论工具。运用这些，以建立我们的“效果历史”，理解我们的“效果历史”，并从中获取启示。
将现代性理论引入经济领域，这为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变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为理解经济现象、进行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独特的分析框架。但在实证分析方面存在问题，理性、个人主义、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社会治安、秩序、产权界定等因素在量化上存在一定难度，这使经济实证分析难以进行。另外，这些因素是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自变量，与实物资源并列分析，还是认为其对经济的影响体现于实物资源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上?假如是前者，则需要解决大量的内生性问题；假如是后者，则需要重新构建实证分析模型。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