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产权界定的缺陷和政企职能不分的状况，以及由此导致的经营机制僵化，还源于国有经济战线太长，布局太散，单从企业微观层面入手进行企业改革，很难取得突破。要改变国有经济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就必须对其进行战略性改组，同时相应地在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3、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有的甚至严重滞后，导致对社会经济生活缺乏必要的监督和规范化的管理，腐败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实践证明，对经营者的监督比选好经营者显得更重要，建立一个规范的企业管理制度比选好企业领导班子显得更为重要。“没有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一名言已明显地在90以上的国有亏损企业中应验了。国有企业的出路在于改革，这是大家都已达成的共识。由于改革的不规范，不少国有企业改制后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效益滑坡，经营状况日益恶化，有些股份制企业甚至搞得股东血本无归。
4、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致使内需不旺，同时也影响了人才的合理流动。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存在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的问题，许多外商企业、私营企业没有参加养老、医疗和住房保险的社会统筹，使国有、集体企业下岗职工对进入非国有企业就业和自谋职业存在后顾之忧。

5、缺乏能真正叫得响的国际品牌。品牌经营是经济发展到过剩经济后的必然产物，名牌代表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名牌代表着企业拥有的市场。由于我国长期的短缺经济因素，造成了企业对名牌意识的淡薄。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外名牌大量涌入，使得国内企业受到巨大冲击，损失了大量市场份额，形势非常严峻。lOCalhosT面对国外厂商咄咄逼入的进攻态势以及国内市场竞争的日益加剧，实施名牌战略已刻不容缓。
6、缺乏一支真正的企业家队伍和创新的人才队伍。严格地讲，目前体制内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其价值实际上被认为基本等同于行政官员的价值。有关机构曾对2000家亏损企业作过调查，结论是80以上的企业亏损是由于经营不善而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责任主要体现是国企领导入和领导班子的问题。前卫的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中就悲观地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该定理推出了国企的几个“不可能”——“政企分开不可能”、“预算约束硬化不可能”、“所有权约束不可能”。
二、中国经济的滞后性与中国文化的关系
文化具有稳固性。一种文化形成之后，就会延续一定的时间，甚至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形成传统；文化具有制约性，一旦为社会认可，就会要求大多数人甚至所有人都去遵从，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1、儒家学说思想对中国入的影响根深蒂固，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儒家学说的历史进步性是无法否认的，儒家解决了人对人的问题，以“温、良、恭、俭、让”为基本方针，其积极作用是促进了和谐的人际关系，消极作用是限制了健康个性的发展，容易使人失掉原则性。同时整个儒家学说不仅很少提到科技经济这方面的的问题，而且明确地表示出对劳动和生产的轻视，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大错误。爱因斯坦曾指出，衡量一个人价值的第一把标尺是要看他对社会的贡献大小。而在中国，倘若没有人际关系，你就会失去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反之，只要你人际关系好，即使你没有才能，也可以好处多多。因此，人们就不会再去潜心研究、刻苦创造，而不得不用更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经营人际关系，其结果是大大地削弱了人们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而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是社会前进的宝贵动力。人际关系可以使人生财，但绝对生不出创造之才，而搞经济建设需要的恰恰是后者。同时，如果只是一味强调和谐，就必然忽视竞争，而竞争是生物界的企业联合会的调查结果表明，国有大中型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其一，国有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新体制；其二，国有企业负担过重，在竞争中步履艰难；其三，政企不分，国有企业难以挣脱体制的桎梏；其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不善，经营者动力不足。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致使我们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按劳分配”原则，分配不公的经济制度使人勤奋无望；非民主化的政治制度束缚人的创造发挥；任人唯亲的人事制度使人才受到排斥压制；僵化陈旧的教育制度使人的创新精神受到限制。

过去对国有经济的改组，主要是通过计划方式进行的。实践证明，这种由政府“拉郎配”或者说是“用小舢舨焊接航空母舰”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中国必须直接面对造成脆弱性的根源，关键还是要寻求将社会公平、有效的风险分担以及个人责任与激励机制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根本的出路在于打破旧文化传统观念和制度的束缚，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改组，一定要加快以建立业主负责制为核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废除“市长项目”，把钱花在最有用的地方。为规范市场中各经济主体的行为，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政府需要首先规范自身的行为，要在国民经济发展中主要扮演裁判员而非运动员的角色，不能越俎代疱，去处理应当由企业自行处理的人、财、物、产、供、销等问题，而要办好自己应当办的事情，特别是着重于竞争规则的制定和执行。
4、多年来形成的重“仕”轻“商”的传统观念，使得中国的国有经济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只有政府官员。中国人自古以来很少把劲铆到科学技术和经商上，轻视科研人员和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历来都把劲用到争取做官上，结果，那科学技术、生产工具、生产力和社会经济自然也就越来越落后，而做官之术则越来越高明。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官好处最多，利益最大。其实，决定企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企业的经营管理者首先应该是商人，企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就是要赚钱。企业经营管理者和政府官员的职责不同，对其要求也不应一样，应该将二者的管理、待遇、职业及评价标准分开，不能用党政机关干部的标准来考核企业经营管理者。只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职业企业家队伍，造就一大批职业管理者，才能真正发挥管理者在企业脱困中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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