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中国省际农业生产力成长差异及其结构性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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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发展,特别是能大量吸收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服务企业。同时,实证分析表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负向的,也就是说,城市化进程可能加剧而不是缩短城乡二元经济差距。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与增加农民收人,特别是非农收人占总收人的比例是相辅相成的。为此,既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强农业的附加价值创造能力,更要鼓励农业加强专业化生产,以此释放农业生产的服务需求,为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空间。同时继续加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引导农户提高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分工与协作。 3.形成基于效果修正的农业政策反债评价机制 为促进中国农业生产力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行一些政策,如,加快种植业结构调整,推进规模化生产,提高机械化水平等。这些政策的生产力提升效果如何,事实上需要一些更具客观性的定量化评判,本文的研究至少表明,机械化水平对提高农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从实证结果来看,东北三省、河北、山东、河南、新疆等农业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均属生产力增长型地区。为进一步提高中国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政府除了需要继续实施农机补贴等刺激农机使用的政策外,还应针对中国不同地区农业资源察赋的差异,鼓励农机生产企业研发生产差异化农机产品,引导农户之间的联合协作生产,加大协调农机“跨区作业”,加强农机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等。而对种植结构调整这一政策的实证研究表明,其对农业生产力增长没有显著影响,因此,简单地推行减少粮食作物比例等种植结构调整政策,可能会因忽视中国各地区的农业资源禀赋差异巨大而陷人“一刀切”式政策的执行困境,所以,对类似的种植结构、产品结构调整等政策必须审慎对待,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地区的资源察赋优势为依据。LOCAlHOSt 4.当前农业政策的重.点应从“予与取”范畴向更深的组织与制度层面延伸 中国2004年以来的农业政策,以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领域的政府公共支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广农业技术等为手段,形成了以“少取多予”为特征的农业政策,这相对曾经长期存在的“剪刀差”式的农业政策无疑是一大进步,但如果政策仅仅限于资金的多与少、予与取的范畴,还不能从根本上和长期上促进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和农业发展。因为组织和制度障碍完全可能将涉农公共投人增加的良好效应抵消,就像中国的农业科技投人,虽然资金投人数量逐年增加,但绩效并不理想,这与农村科技研发投人体制、投人主体与收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制度安排等有很大关系,再如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政策,虽然政府从财政到税收,再到农业龙头企业扶持等,都提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但由于以土地为代表的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还面临制度性障碍,所以政策实效也远未达到预期的水平。当前,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下,增加对农村的教育、医疗、养老的公共投人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如果这种增加仅是扩张总量,而对可能影响结构效率的制度性因素不做出相应的变革,其作用可能会事倍功半。因此,从促进农业生产力提升和农业发展的角度,当前中国的农业政策必须在总体增加惠农支出的同时,从有利于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优化要素资源配置水平着眼,实现组织与制度创新,如,推进农村土地流转,创新农村金融产品,放宽农业贷款可抵押的范围,鼓励多种形式的农村合作经营组织等,通过“制度松绑”为农业生产力提升累积制度性激励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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