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种增长问题，一种是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瓶颈，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徘徊，不能逾越高收入国家门槛，因拉美国家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拉美化”问题；一种是发达国家与地区在高速发展期过后，受高福利支出和高工资政策影响，债务负担加重，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经济增长陷入停滞，以日本最为典型，被称之为“日本化”（japanification）问题。这两种发展问题具有不同的性质和方向，其发展进程将极大的影响国际经济格局。最新的发展趋势表明，两股力量作用之下，国际经济出现一种近似“均等化”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拉美化”是曾在部分拉美国家出现，尤其是像巴西、阿根廷这样的一些拉美大国，看起来拥有经济发展的一切要素，资源、人口以及和平的发展环境。但是却迟迟没有把潜力化为实力，反而被社会问题裹足，债务高企，经济危机频繁爆发，外资控制经济命脉，产业垄断现象严重，陷入恶性循环的泥淖而不能自拔。美国于1789年独立，拉美独立革命战争于1826年取得胜利。二者经济建设起步时间相距不远。然而美国经过百年发展，成为世界强国，拉美各国却经历了“百年孤独”，依然是发达经济体的附庸。到今天为止，拉美大多数国家依然是中低收入国家，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
（一）“拉美化”的特征之一是结构性失衡问题长期存在
首先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化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大量失地农民涌入城市，缺乏教育和培训，难以就业，许多人成为城市流民，在大城市的边缘形成庞大的贫民窟，犯罪率居高不下。LOCalhOST
其次是对外开放与发展民族产业的结构性失衡。拉美国家在对外开放中，形成外资主导型和外资依赖型经济，民族工业发展不顺，丧失本国经济资源的自主权和主导权，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进入国的经济。民族产业发展全面处于弱势，无力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上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跨国公司把红利转移出拉美，而不是用于再投资，根据利润导向进出拉美，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使拉美国家沦为发达经济国家的经济附庸。
再次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失衡。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处于两种极端，一度军人政权实行专制统治，一度民粹政治占据主流，完全为民意行事。政府缺乏有效的公共治理能力，没有对经济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缺乏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能力。
（二）“拉美化”的特征之二是债务危机和收入分配问题严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长期不能建立
拉美地区债务危机频繁发生。以巴西、阿根廷和墨西哥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大举借债，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欧美利率上升，拉美国家还贷能力丧失，频繁爆发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集体性债务危机，如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爆发的巴西货币危机，2001年爆发的阿根廷经济危机。危机的频繁爆发严重削弱了经济的发展基础，损伤了国家发展的元气。在cma公司发布的2009年的《全球主权债务风险报告》中，债务风险最大的三个国家是委内瑞拉、乌克兰和阿根廷，南美国家占据前三位置中的两个。
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收入分配失衡，社会问题丛生。拉美国家长期实行的重增长轻分配政策导致基尼系数居高不下，贫富差距逐渐拉大，贫富分化又引发严重社会危机。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多年来都在0.5以上，高于普遍认可的0.4的警戒线。1970年，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最高已达0.66，低者也有0.44。20世纪90年代，巴西的基尼系数一度达到0.64，较低的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也远在国际公认的经济线之上。贫富差距过大引发社会危机，使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外部环境恶化。
（三）“拉美化”的本质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
“拉美化”不仅是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重大挑战，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共同障碍。另外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在此处与“拉美化陷阱”具有大致相同的含义。东南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拉美化”问题的困扰。1998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彻底摧毁了近二十年积累的经济成果，显示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脆弱性。1991-2000年gdp年均增长7.6%的越南从2007年开始发生严重通货膨胀，越南盾持续贬值，主权信用评级下降，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交替显现。
拉美国家长期面临发展的有利条件而不能化为实质优势，具备发展潜力而没有化为发展实力的种种特征，使研究者陷入制约发展的因素会否内生化的质疑。众多研究人员从制度、地理环境、民族、种族甚至基因寻求原因，似乎落后是发展中国家的宿命，种种内生性问题决定了经济的内生性落后，而发达国家的良好基因决定了发达国家发展的内生性增长。发展的基因决定论或者宿命论，及其引发的悲观情绪长期困扰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和知识界。
（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表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跨越“拉美化”陷阱
首先是亚洲“四小龙”成功迈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行列。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经济从上世纪中期年代起步，经历了一段高成长期之后，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与地区的行列。现代信息通讯手段，使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更加快速，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高度趋近。经济全球化中，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使发展中国家较容易获得发展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全球分工体系也使资源类大国获得丰厚收益。韩国和台湾、新加坡地区在更早阶段取得的经济成功证明，新兴市场经济体有机会有实力成为发达经济体。
中印巴俄“金砖四国”的经济崛起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版图，使国际经济格局迅速“扁平化”。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金砖四国”总人口接近28亿，按照现价美元计算的gdp接近9万亿美元。巴西、俄罗斯资源丰富、人均收入高，距离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一步之遥；而印度和中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和国内市场以及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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