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等论文。
1929年1月到9月，李达先后出版了《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和《民族问题》三本颇有影响的专著，这是他在中国革命低潮时期对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的理论探索。李达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1929年1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中科学地分析了中国产业革命的趋向，阐明了中国社会的性质，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中国产业革命的关系和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与前途等问题。这本书体现了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中国经济理论的新特点，被学界认为是中国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比较系统地阐述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第一部著作，受到国内外的重视，很快被译成日文和朝鲜文，在国外出版。李达从实践观点出发明确地提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要从中国的实际经济状况里去探求。他在“编辑例言”中写到：“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凡是留心于国家改造的人们，必先依照产业革命的经过，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倾向作正确的分析，才能了解革命的理论，树立建设的计划。”指出了研究中国产业革命和中国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李达运用大量统计资料，分析了中国经济的状况，从中揭示了中国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特殊性，以及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的双重压迫下中国经济的演变趋势。李达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内外因辩证关系分析中国同欧美国家产业革命引起的各自原因。欧洲的革命源于内因，“是因自力的充实由国内逐渐展开以及于世界”，中国的革命源于外因，“是因外力的压迫由世界而渗入于国内的”，中国的发展“也只是国际帝国主义发展的助因”。这与现在学界讨论的先发型现代化国家和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一致的。李达进一步指出，原因的不同也导致两者在内容上的差异，“现代中国的资本主义，一面是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得到了相当的发展，同时又受国际帝国主义巨大的政治力经济力所笼罩支配，绝没有在它们的掌握中翻过筋斗的可能。”在这种情势下，中国幼稚的工业资本只能“分润一小部分的唾液而已”。因此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封建制度相比较，前者更是阻碍中国新式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原因。
这部书的研究成果体现了李达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反思以往的革命方式和理论研究中，开拓了一条新的但符合实际的探讨社会问题之路。他将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指导问题的研究，用经济材料分析现实问题，用经济方法探索哲学问题，实现了哲学研究的范式转换。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范式转换，也是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范式转换。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和其后发表的《中国现代经济史之序幕》(1935年5月)、《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1935年9月)三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的科学著作，都以客观事实说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理论联系实际对待科学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作出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开拓性贡献。

《经济学大纲》(1936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是李达经济学的代表论著。书中准确而全面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从理论的深度和系统来看，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李达首先明确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以经济构造为对象的经济学，不但研究生产关系，并且研究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形式，它指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暴露特定经济构造由于这个矛盾而发生发展，以及由一种形态转变到别种高级形态的法则。”其次提出了经济学的研究任务，是在于暴露各种经济形态的发生、发展及其转变的特殊规则。再次区分了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广义经济学和狭义经济学两种，前者研究历史上各种经济构造的发生、发展与没落及其互相转变的法则，后者只研究商品(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没落的法则，是广义经济学的构成部分。此书的特点在于，李达运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对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以及各形态的历史演化进行了严谨和系统的分析，肯定了马克思关于用经济学处理历史材料是历史科学的主张。此书的特点还在于，李达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认为“理解经济进化的一般原理在具体的中国经济状况中所显现的特殊的姿态，特殊的特征，才能得到具体的经济理论，才能知道中国经济的来综与去迹。”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李达失去了安定生活和研究资源，未能完成中国经济的系统研究，留下了很大的学术遗憾。但李达在其他章节对中国经济问题的论述有许多闪光之处。如他用过渡状态来定义中国“现代”经济，指中国经济停滞在由封建经济到资本主义经济的过渡状态，但打上了帝国主义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三个相互交错的过程，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民族资本萎缩的过程、封建农业崩溃的过程。李达在《社会学大纲》(1935年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刊印，1937年5月上海笔耕堂书店修订出版)也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期经济”的概念。这些经济形态的划分体现了李达对中国经济现实性和特殊性的准确把握。
三、对李达经济学研究的总结
李达转向经济学研究有着理论和实践的多方面原因。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有了集中的反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更为生动的材料。从理论方面看，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有了新的发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相继得以发表，1924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也第一次以俄文的形式由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发表。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则于1932年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上。这一系列论著的公开出版，使得马克思恩格斯显现的思想更加完整、丰富和明确，也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方法论。李达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注意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重要价值，他认为，“马克思的彻底的哲学唯物论，在《经济学的——哲学的草稿》中，已经完成了它的基础”。达吸收了这些新发现的理论成果，并运用到自己的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
李达之异于同时代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重视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李达认为经济学研究是了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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