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百年以来，或因政权变更、或因现代化建设，农村土地资源的占有使用支配等发生变化，附着在其上的观念也发生变化：被剥夺意识强化、宿命等传统意识逐渐淡化和稀释、阶级意识填补了传统意识稀释而留下的空间、工业观念深入人心、传统小农意识之壳中不断增添新内容。而有些制度则没有改变或虽改变却承栽的意识不变，附着其上的观念则变化不大：宗族意识、均平意识、宿命意识、循环意识、贵土贱农意识等仍然存在。农民观念的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的现代化。不触动农民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制度，被思想运动清除掉而成为历史的东西将会卷土重来。
[关键词]农民；观念；变；不变

随着“三农”问题引起关注及其理论上的思考，农民主体性成为热点，农民观念已成为研究主体性的一个重要视角。总体上看，农民观念的研究成果喜人，但多局限于某一特定时空，对于从长时段尤其是对近一百年来农民观念的宏观研究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经济学视角分析农民观念之易与守，正如马克思所说，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纵览20世纪与中国农村有关的大事：上半叶中国有三次内战，下半叶中国有三次均田。农村经济有变与不变之分，农民观念也有变与不变之别。

一、农民观念之变

(一)土地革命与农民观念之变
1 被剥夺意识强化，革命意识萌生。在长期战争环境下，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政府只能有两个同向选择：一是筹集内外资金，增加军费开支，实行赤字财政；二是出于军事需要而加速军事工业——不生产市场交换产品的政府垄断工业发展，不断追加政府投资而没有社会效益。LOCAlHoST因此，解放前的中国政府必然通过不断增加赋税，加剧对包括农村在内的各个阶层的剥夺。民不仅要养活统治阶级，而且要养活军事工业和军队，这些表现为农民赋税的加重，农民被剥夺意识强化。这种强化达到一定程度则表现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的挺身而出和对革命的响应，朦胧的革命意识萌生。
2 宿命等传统意识淡化稀释。从农村土地的安排不难看出土改前农民根深蒂固的传统意识。旧中国公田数量很大，种类很多。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曾有比较客观的分析：祖宗方面(即祭田、祀田)占了60％，神道方面(神、坛、社、庙、寺、观的土地即庙田、寺田)占去了20％；公益方面一是考棚、宾兴、孔庙、学租等方面的用田，即学田，一是桥会、路会、粮食之类，即社田各占10％。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对祖先的崇拜乃至家族本位意识都比较强烈；农民的宿命意识比较浓厚，在多重压迫下，他们不是自然的、社会的、甚至自己的主人，把对自己的支配交给神秘的力量——神仙鬼怪。功利性政治投机意识浓厚，农民还希望自己或自己的子弟能“学而优则仕”，一则光宗耀祖，二则能保护自己少得可怜的既得利益，而公田真正的用于便利人们实际生活的反而仅10％左右。以农民(包括地主和富农)按人口平均占有地权为基础内容的土改，事实上是一次按照传统村社血缘地缘关系，把过去农村中的公田也在村社内部平均分配的彻底的私田化。随着公田的丧失，附着其上的祖先崇拜、家族本位、宿命、功利性政治投机等传统意识和观念也开始淡化和稀释。
3 阶级意识高涨。对当代土地制度影响最为重大的一种观点来自毛泽东。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分析道：(江西和湖南两省)边界土地状况大体说来，土地的60％以上在地主手里，40％以下在农民手里。他在《寻邬调查》中写道：大中小地主占农村人口的3.45％，占有30％的土地；富农占人口4％，公田占40％，为地富所把持。亦即7.45％的地主、富农占地70％。他的《兴业调查》指出，占人口1％(加上不在村地主2％～3％)的地主占有土地40％；富农占人口的5％，占土地的30％；另有公堂土地10％，实际为富农所把持。亦即6％-8％的地主、富农占地80％。据此，中共中央得出了占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地70％～80％，而占人口90％以上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土地的20％-30％这样一个作为中国土地革命依据的一般性结论。。通过土地状况的分析，把农民的被剥夺感成功地转移为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和紧张，这种对立和紧张为伴随土改而宣传的阶级斗争观点找到立足点。传统农民意识和观念的稀释和淡化所留下的空白遂被阶级意识所填补并日益凸显。

(二)均田与农民观念之变
1 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中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起的农村集体化属于承担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制度成本的一种组织载体。立足于苏式的城市大工业的政府经济，不可能与土改后形成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进行贸易。这种客观矛盾，使中国放弃了“多种经济并存、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战略，转而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原始积累。由此，就形成了对农产品的垄断和对农村劳动力的集中使用的集体化。这些，都是通过1956年推进高级社以后的农村制度安排实现的。同期现实中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的现实运动，以及理论上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宣传，使社会主义观念和现代化、工业化观念深入人心。
2 宗族意识进一步弱化。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主要在自然村内部建立互助组、初级社，到了1956年大办高级社，开始以乡为单位并大社打破传统小农村社经济制度长期形成的以自然村地缘关系为主的财产权益边界。高级社基本上简单的合并，把原来的初级社改为生产队。其中主要的问题不仅是完全取消了农民的私有产权和家庭经营。突破传统社区血地缘关系的土地产权边界，不再按照自然村社建立生产组织，这就打碎了传统的小农村社经济制度的组织载体。高级社形成以社为基本单位的财产制度和分配制度，相当于后来文化大革命一度盛行的“大队核算”。而高级社建立仅一年之后即在全国推行的、被人们称为穷过渡的人民公社，只是把这种基本制度又提高了一级，亦即从大队核算升级为公社核算了。跨自然村落组织出现了，农民的宗族观念进一步弱化。
3 民主、效率、公平等意识零星、持久的注入。在农村改革后基本上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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