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百年王船山哲学与思想研究述评

　　一、船山遗书的重刻与清廷官方的立场
　　道光十九年（1839年），也就是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王船山的裔孙王世全刊刻船山著述凡一百五十卷，但这部书在咸丰四年（1854年）毁于太平天国的兵火。至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国荃主持再次重刻《船山遗书》，增至一百七十二卷，由曾国藩作序行于天下（曾国藩：《船山遗书序》）。[1]此时距王船山故世已有一百七十年，自此这位有明遗老孤臣的思想才重新开始为当时的思想界所重视。
　　其时，中国正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同治十一年五月复议制造轮船未裁撤折》），危亡之势与船山所面临明末“亡天下”之局势相类。于是，正如王兴国先生所言： “他们（作者案：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船山思想当做改良或革命的理论武器，赋之以活泼泼的生命力”。[2]
　　也正因此，从曾国藩等士大夫，到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革命家，对船山哲学与思想基本上采取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大量利用船山哲学与思想论证或者辅翼其政治或学术主张。因此，在这一阶段，大部分关于船山哲学与思想的著述都与其政治思想或历史哲学有关。
　　如曾国藩在写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说：
　　船山先生《宋论》，如宰执条例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祐诸君子等篇，讥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宋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之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可以提尽后有万年之纲。www.ybask.Com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致郭嵩焘一通》）。[3]
　　据上文，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曾国藩借船山之说批评时政的思想立场。而曾氏致书之郭嵩焘又是怎样来看船山的呢？郭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云：
　　我朝经学昌明，远胜前代，而訚然自修，精深博大，罕有能及衡阳王夫之者。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值明季之乱，隐居著书。……《国史·儒林列传》称其神契张载《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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