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国关于财政问题的讨论似乎没有理清大道理，突出表现就是很多人认为减税和增支可以并举，受此指导，政策选择走的也是这条路。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减税和增支都具有刚性，谁都不能保证企业收入各自占总收入的比重高低，这一争论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从未间断过，现在似乎又掀起了新高潮。关于财政收支比重的讨论，最终得出的政策建议都是要把比重固定在某一水平上，这种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指导了决策。分析我国关于财政收支比重的讨论，可以说人们实际上已把比重当标准，比如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4%而言，等于是提出了财政教育投入的标准，实际上我国企业所得税制税率调减至25%、提高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课税费用扣除额、增值税从生产型转为消费型等。通观世界各国，短短七年间减税涉及三大主体税可说罕见，但反过来税收还保持年均20%的增速。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年均10%的经济增速、主要生产资料价格连年上涨、年均20%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15%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等因素加速拓展了税基，从而抵消了减税效应。西方国家上世纪90年代掀起减税浪潮后，各国税收增长率年均普遍低于5%，根源就在于经济增长乏力、物价相对稳定、消费增长率平稳（年均不超过8%）、投资增长缓慢。财政收入高增长使我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逐步抬升，如果2010年公共预算收入达8万亿，那么，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将达22%。至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首先要取决于财政收入状况，因为收入是支出的基础。当然收支失衡是常态，赤字也含在支出里，因之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关联着赤字占gdp的比重。LOCaLHoSt赤字多少受制度因素约束，也受经济运行的影响。换言之，一个国家或地区不是想打多少赤字就打多少，因为赤字要靠未来税收和债务发行来弥补，但究竟今后税收是否增长、债务能否发出去要取决于市场形势。所以，我们说比重与经济运行联系紧密，经济运行状况完全可以打破比重预期。极而言之，经济深度下调，完全可以打破各个单项支出指标规划，从而大幅降低财政支出占gdp比重。西方国家财政支出占gdp比重高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数个百分点，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状况与税收增长需求不对称最后只能靠打赤字来保福利支出比重。财政收支标准与比重则不一样。标准一旦确定，不管经济形势如何都不得改变。比如财政支出标准，单位资金耗费额是要锁定的，人员工资不是说税收增长了工资就要上调，公务用车数量同样如此，办公楼建造标准也不能说经济增长快了就上调；反过来，当经济增长下调了，也不能相应下调低保人员补助标准，更不能下调义务教育支出标准。收入标准同样如此，无论经济形势好坏，税率都不会有大的变动。当然，在经济下滑时，一个国家可能会采取减税措施刺激经济，2008年后我国实施减税，但主体税种的基本税率没动。反过来，当经济上升时，各国税率也没上调。概言之，一个国家财政收支标准与经济周期没有同向联动关系，但比重却很有可能出现与经济周期同向联动状况。当然，就财政支出标准而言，物价上涨会连带单位支出额上调，然而这并不是标准水平的上移，而是要确保公共产品供给基本使用价值水平不变。
既然比重和标准的决定因素不同，如果把比重当标准就是混淆了两者的性质，这种理论上的认识误区一旦导入政策决策，很可能就会造成让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盲目追随经济形势，从而导致政府职能界定的偏差。
把比重当标准极易造成两大不利后果
比重与标准之间关系的讨论绝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从中国的实践看，财政收支比重与财政收支标准间关系的理论讨论事实上已经影响了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决策。恰恰是把比重当标准，直接导致决策上潜在着一些今后要引发的问题。
首先，把比重当标准不一定就会满足部分类别支出需求。把比重当标准具体到财政支出就是把支出结果当标准来看待，比如教育支出，人们根据国际上一些国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一段时期年份的数据提出了中国政府教育支出占gdp比重应达到4%的标准，这实际上是把一些国家阶段性教育投入结果当作教育支出规律来看待了。从理论角度看，这种结论偏差很大。因为财政教育支出是国家教育发展规划的体现，至于需要多少资金，还要受各国物价水平、工资水平、适龄人口数量、财政收入水平等多种因素约束，根本无一定之规。进一步说，政府财政是政府规划的执行者，教育规划一旦确定，财政支出必须跟上，支出数额占gdp比重多少只是事后表现，只要满足规划要求既可。把比重当标准，看起来是为教育支出大幅增长加了一道锁，实际上未必有这样的效果：一是如果gdp缩水了，那么，按比重确定的支出就会相应减少，支出需求满足不了；二是如果物价上涨率超过比重比率，以现价计算的gdp实际规模上是在缩小，按比重确定的支出实际上也是在减少而不是在增加；三是如果决定教育需求的因素如适龄人口数量、教师数量、校舍数量等增加，与此同时gdp规模又处于稳定状态，那么按比重确定的支出实际上也是在减少。这三种情形看起来是理论推想，但有时极易出现。比如印度，近年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达到了4%，但物价上涨率却一直超过4%，有的年份甚至超过8%，由此可说实际支出是在减少。转看我国，虽然教育支出占gdp比重没有超过4%，但教育支出增长率始终超过物价上涨率和年均经济增长率，一些年份甚至超过3倍，这表明中国的教育支出实际额增长率远超印度。这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测度各项财政支出增长状况，应该考虑物价上涨率，只是当某项支出增长率超过了物价上涨率，才能说支出是增长了，否则就是下降。

其次，把比重当标准极有可能造成支出过度倾斜。把比重当标准实际是要锁定收支额度。从支出角度看，把比重当标准意图是要不断增加某项公共产品投入。当人们规定某项支出占gdp比重必须为某一数值时，如果gdp不断增长，那么，该项支出确实会连续增长，但问题在于这种类型的投入高增长极有可能造成某项支出过大。因为相对于支出需求而言，实际支出额按占gdp比重核算有可能出现“过剩”。还以教育支出占gdp4%为例，有三种情况，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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