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城乡关系、地区关系、工农关系不和谐等。

当前，中国进入结构转型加快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在中低收入阶段建立、改革的情况下不断完善起来的，它适应于“生产型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人口结构特征是农村人口多、城镇人口少，低收入人口多、中等收入人口少；经济结构是生产多、消费少。今后随着中国逐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社会结构将发生三大变化：一是人口结构将以农村为主转为以城镇为主；二是社会阶层结构将从“哑铃型”转向“橄榄型”，中等收入群体将在人群中占大多数；三是经济结构将由“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型社会”。针对第一个变化，如果不能从宏观层面上迅速改革阻碍农民进城落户的户籍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给予他们平等的权益，那么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必然会从农村转向城镇。农民工在城镇处于既流动又集中的状态，而且他们年轻、有知识、有见识，容易集聚，维权意识较强。与第一代农民工不同，新一代农民工再也不会接受较差的工作福利条件和较低的社会地位。这样，滞后的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会拉近、积累和激化城乡矛盾，使得城乡居民因不平等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而对立，这将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稳定性。因此，针对这种可能的变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越早、越快，成本就越少，风险也就越小。针对第二个变化，我们再也不能用以往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给饭吃”的办法搞改革开放。因为，正在迅速成长的中等收入群体，他们对社会需求也不同于低收入者那么简单。针对第三个变化，我们的管理体制需要从以往用很大精力组织招商、组织生产和做大gdp，转向做大居民收入、组织消费。显然，中国目前的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这种变化，今后应主动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一个与“橄榄型”社会结构相配套的现代社会管理制度和政治经济架构。
无可置疑，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经进入转型加快期，因此，我国必须顺应这种转折性变化，变被动改革为主动变革，改革传统体制，创建新型管理制度，推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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