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的三农问题
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之谓也。这一称谓今天已经纳入了官方话语之中,被广泛使用。从近况看,三农问题已经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领导人言之凿凿把它视为重中之重,为政之首:媒体则把它作为重大题材连篇累牍地予以报道;在年初的“两会”上,三农问题甚至成了代表们最关注的焦点问题,有关提案的数量在所有的提案中遥遥领先;由此也足见三农问题的严重性。
那么,什么是三农问题的真实情形呢?笔者在调查中,曾听农民说“我爷爷流血,我爸爸流汗,到了我自己则是流泪”。这句话换成可被接受的表达方式应该是,中国农民曾为新中国的建立流血,为国家工业化流汗,现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因贫穷和不公正的遭遇而流泪。而他们流泪是发生在整个经济快速增长,城市生活日新月异的情况底下,因而就格外痛苦,比流血和流汗的遭遇更惨。这也许就是三农问题形象的概括。
一位农村基层干部则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2002),观之大多数农村,大抵没有错。从收入这项核心指标看,过去几年农民收入一直处于十分低迷的状态,农民生产投资和生活消费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不少地方的农村经济已不再像改革初期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253元,而且根据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系统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所属32个市县的2万多个农村家庭的调查(郭建军,2001),低收入组和中低收入组占了54.2%,这部分人是21世纪中国的贫下中农;调查还显示,1%的最高收入农户拥有的全部收入是20%最低收入农户全部收入的1.7倍。
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显著扩大。2002年二者的差距已经超过3:1。如果考虑到农民收入的统计数据有一定的水分,而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世界银行(1998)在一份报告中认为这部分福利应达到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3/4左右。如果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进行调整,真实的差距接近6:1。这一差距,按照国际标准衡量是巨大的和少见的。在同一报告中世界银行还指出,“36个国家的数据表明,城乡之间收入比率超过2的极为罕见:在绝大多数国家,农村收入为城市收入的2/3或更多一些。”中国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比例。
从资源分配的具体情况看,城乡之间的不平等随处可见,且日趋严重。比如,1998年以来,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长期国债,加强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用于农业(不包括林业、水利)的份额很低。1998一2001年,中央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在社会发展方面,城乡在获得资源方面更为不平等,农村的落后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农村医疗方面,中国曾经有成功的合作医疗体系,然而当亚洲一些国家还在效仿中国合作[1] [2] [3] [4]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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