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适应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了垄断阶段以后的需要，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一书中指出，政府应该广泛干预社会经济。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1] 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理论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政府不仅要对市场失败的方面进行干预，而且对于市场成功的地方也需要政府保护。他指出，政府不应该再是社会秩序的消极保护人，而应该是社会秩序与生活的积极干预者。世界银行现任副行长、原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1997年底世界银行的一次大会上指出，政府应具有六项作用与角色：1.促进教育；2.促进技术进步；3.支持金融部门；4.进行投资基础设施和制度的建设；5.防止环境恶化；6.建立和维护社会保障体系。

    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以国家干预经济为核心，以需求管理为着眼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增加消费以提高消费品的需求，实行 通货膨胀以降低利率，用政府支出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凯恩斯政策主张的核心是改变自由放任主义，实行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来提高社会需求，实现充分就业，其内容 包括刺激私人需求和政府直接进行投资两个方面。

    三、依附理论与国家中心论

    猪口孝认为，世界市场以超越国境的交易关系为中心形成的。世界经济主要影响国家的征税能力和经济架奴能力，进而影响到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热情，换句话说，由于国民经济在统一世界市场中的结构性位置不同，国家的贫富受到很大制约，根据依附理论，周边国家一般依附于中心国家，他们国力弱小，行政网络不能控制到基层，也不可能对国家进行渗透。[猪口孝，《国家与社会》，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页27-35]依赖论者假定国内的发展受外国公司与国家利益的抑制，同时地方性累积亦要求对社会团体与阶级采取经济压抑性措施。这些假定强调冲突与支配的重要性，而较不强调共识（1987:238-239）。由此可见，冲突与共识在国家发展上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在国家体制变动相关战略性选择的探讨时有必要同时考虑。 另一种取向就是依赖论者的观点。他们重视国家体制对世界政经体系的依赖，以及社会体制内阶级冲突的高估，相对地忽视环境适应战略的不可避免性以及发展层次的顺次性。

    另外，在现今第三世界国家所遭遇到的“低度发展”(underdevelopment)问题上，国家干预的解决方式具有特殊意义。自国家领导战略”(state-led strategy，这是指国家机构为了达成发展目标对私人部门的决策以及市场交易上做持续的及有选择性的干预）及“国家诱导战略”(state-induced strategy，这是指在国家为了追求发展目标而建立的较广泛的*、法律、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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