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商业银行对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反应不敏感、不充分。作为货币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国有独资银行的商业化程度逐渐提高，风险约束机制虽已初步建立，但利益刺激机制却不完善，责任和激励的不对称造成在现行条件下放贷者的过于谨慎行为，商业银行更关心的是贷款的风险，而不是贷款的盈利。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调整就不再步步紧跟，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利益相违背时，货币政策的传导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阻滞。信贷政策的窗口指导作用，难以真正落实。

　　3、中小金融机构游离于货币政策传导之外，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变化中遇到的新问题。近两年来，信贷重新向国家银行集中，与此联系，中央银行窗口指导主要面对国家银行，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全面传导。另一方面，存款向大银行集中，中小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缓慢，为防范流动性风险保持了较高的备付率，金融体系的货币派生能力受到抑制。

　　4、在转轨过程中，计划手段和市场工具共同作用，增多了传导环节，加大了磨擦系数，增强了货币政策作用的时滞性。货币政策通常存在6—9个月的时滞，但1998年的货币政策运行1年多后，其作用仍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这救险是货币政策的效应时滞已延长。

　　5、分业管理使货币政策成为央行的独角戏，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上的资金调控与货币政策缺乏有机联系。金融市场发育不成熟，直接融资不畅和货币市场发育不正常，使货币政策失去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传导媒体，货币政策的导向作用不能有效发挥。

　　(二) 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严重不对称，直接紧缩了以中小企业为主的非国有经济的信贷来源，导致货币政策在“金融机构→企业”环节上传导的不充分。这是金融体制性萎缩所带来的结果。

　　1981到1996年，非国有经济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29.9%，高于同期国有经济的年均20%的增长率。而非国有企业在97、98年投资增长率低于同期国有经济投资增长率0.4和11.6%，仅为8.6%和8%。其中短期原因在预期，中长期原因在体制，在于资金需求结构与资金供给结构存在着严重的二元结构问题。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只有30%，但能在体制内得到70%的信贷资金的支持，降息并不能满足其“投资饥渴症”，国有企业仍然存在大量的亏损，盈亏状况没有根本改变；非国有经济对GDP的贡献达70%，却只能主要在体制外得到尚未合法的资金，降息并不能提供它们急需的资金，这种经济结构和金融结构的不对称，使得货币政策难以发挥预期的作用。

　　(三) 在“金融机构—企业或居民”的环节上，资金成为一种商品，受有效需求制约，央行想增加货币供应量受市场的限制，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实体经济对信贷的关系由主动的吸纳型变成被动的央行驱动型。

　　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市场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也是企业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关键因素。由于对经济悲观的预期心理，居民和企业对货币政策所发出的信号缺乏敏感度：（1）大量的普遍的下岗和失业，使公众对支出的预期（包括购买住房、社会保险支出、教育支出等）增加和收入的预期下降，强化了对经济形势发展的悲观看法，增加了货币储存行为，减少了投资和消费，使投资和消费需求均不足，也使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进一步加强了价格的下降。这也是一种体制性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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