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能和对布雷顿森林体系政策的批评分开来。同样，代替这些政策的可供选择的建议也不能和全面的社会及*视野分开来，“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形象就位于这个视野之中。 

    全球化的推进并不仅限于贸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农业产品的一个相当大的部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都在世界市场上交换）。它也影响到生产体系（以国家为中心的自主的生产体系逐渐被破坏，而被重组成全球整体生产体系的一部份）、技术（特殊的民族技术让位于普遍通用的技术）、金融市场和社会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同时发生的一个现象，是开始工业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被整合。（这种转变应归功于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和东方集团国家对“万隆阵线”的支持，而决不是“资本扩张的逻辑”，前者改变了国际劳动分工的条件，侵蚀了外围－中心两极分化的“经典”形式，并开始用前面提到的“五种垄断力量”的形式来取代那些很快就要过时的形式。） 

    当然，不证自明，新的全球化侵蚀着民族国家经济管理的效率。然而，它并没有取消民族国家的存在。因此，这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矛盾，在我看来，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其理由是，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体系。没有社会和*维度，它的经济是无法想像的，而这意味着国家的存在。直到最近，资本主义的扩张建立在两个空间的恰好重合上：即决定再生产和积累的空间与*和社会管理空间的重合：中央国家政府的空间造就了国际体系的结构。然而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特征是：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民族国家的*和社会管理空间是分离的。 

    在这种境况下，资本统治集团的利益会要求给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而以牺牲民族国家的功能为代价。这反映在主流媒体的大举的反国家的演说中，它们呼唤消除国家对社会的干涉，大规模的私有化等。这些谬误的论点很容易反驳。社会公共服务的私有化代价高昂而且效率低下，例如美国的医疗保健比欧洲贵一倍，而质量却更差。然而，利润却是很高的（对美国的保险公司而言）。公众机构也许还受某种形式的民主控制，而私有化代之以不负责任的、不公开透明的私人官僚机构。在绝多数第三世界国家里，公众部门不仅执行地方或外国私人部门力所不及的开拓工作，而且在某些情形下，通过公众垄断代替私人垄断，为积累提供了财政支持，改善了收入分配，等等。当然，在民族资产阶级性质的万隆计划下的国有化的社会内容有其局限性。产生的收入首先导向新中产阶级的扩张而不是普通大众。管理也有时是低效的，既有客观原因（缺乏必要的资源以及时推进现代化），*和社会原因（公众部门的赤字资助了寄生性质的私人部门的增长），也有*管理上的原因（包括腐败）。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讲，私人资本主义肯定不会更好，甚至不一定更有效率。（研究表明，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主要工业化国家，公众部门的利润率平均来说高于西方相应的私人部门的利润率）。因此事实上，对国家的攻击和同时宣传的赞扬民主、透明度和效率的花言巧语是自相矛盾的。不幸的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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