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评价危机前所执行的战略。从 1945 年开始，那时还仅仅在萌芽状态的福利国家得到了有系统的扶持，不仅由布雷顿森林机构（它们在这方面的作用还非常有限），而且由国家，即西方*体系。这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的光芒终于照亮了西方*体系的黑暗吗？这是因为统治资本转向为社会服务了吗？根本不是。这是因为那时存在着*主义的“威胁”。西方*霸权集团必须起来迎接这一挑战，而它们的确这样做了。同样，第三世界的“发展”并不是由于西方精英转变成反殖民主义者：它是由民族解放运动的成功所造成的，这些运动受益于东方集团国家的支持。苏联制度的解体（三部份体系中的最后一个因素）改变了西方和第三世界的社会关系，这种改变有利于统治资本。资本迅速地恢复了它的本性，抓住机会破坏西方的工人运动（通过失业）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通过摧毁“发展”和实施重新买办化）。权势者对失业和“贫穷”发出悲叹的演讲－－好象这些现象不是他们的政策所造成似的－－是彻头彻尾的伪善。 

    国际经济机构并不对这种状况承担直接的主要的责任。它们只是工具。昨天，它们被设立起来为欧洲和日本的战后繁荣服务（当作为马歇尔计划和欧洲建设的一部份的深层行动正在执行时，这些机构保证汇率稳定），以及为第三世界的发展服务（通过使它向右转，这使它更快耗竭）。今天世界体系正准备处理危机，它们也待命服务。 

    在我提出的危机管理的分析中，银行的国际化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正在通过扩张它们全球化的融资活动来扩大其自治权，同时银行则受到了损害。但浮动汇率和持续增长的大量自由资本，使银行获得机会去参与有利可图的金融投机来管理危机。同时，银行的国际化（还有保险公司）使南方的储蓄向北方的投机性金融市场流失。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有充分的理由断定：私人资本不能代替中央银行的角色，它只能毁掉中央银行的角色，中央银行的功能必须是公众性的。但无论上述做法多么骇人听闻，它们决非荒谬。 
  我们已经生活在浮动汇率制中达二十多年了。那个被炮制出来的、将浮动汇率制合法化的新古典主义的理论阐述已经完全被事实推翻了。经验表明，并没有什么“自然”的汇率平衡点，这个汇率总是或几乎总是决定着非对称的结构调整，这个汇率有时有效，有时却失灵。认为资本自动流动以抵消支付不平衡，而且流动主要是由生产性投资构成，这种假设只存在于大学教授的想象中。相反，投机性资本流动占居了主导地位，它们使浮动汇率反复无常，使它一点合理性都没有。这种反复无常性不仅造成宏观经济的严重混乱（汇率过高时破坏生产基础，汇率过低时引发不可能长期持续的出口的寄生性发展），而且也造成微观经济的永久性低效。当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值在几个月时间里翻倍或减半时，除了投机外，还能做什么其他的经济考虑呢？当相对价格变化是由这样上下波动的汇率所决定时，关税怎么会有效呢？ 

    不管怎样，浮动汇率制允许“流动需求”的巨大增长，因而为危机所造成的闲置资本找到了一个出口。照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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