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在应付危机中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为危机所特有的过量资本提供了一个出路，这一事实很少被提及。在我看来，这是私有化的主要理由。但以什么为代价呢？投入私有化的资本对生产体系的发展没有作出任何贡献（因此也没有减少失业）。这种情形下的投资回报恶化了国家能力的不平等，因而削弱了一些国家随后为减轻全球化的负面效应进行干预的能力。 

    因此，将现有系统的管理精简为由世界市场管理的计划，完全是空想。正如科斯塔斯·沃哥普罗斯（ Kostas Vergopoulos ）所指出的，民族的聚合力在衰落，但这并没有被代之以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世界范围内的聚合力仍然无处可寻。这并不奇怪，因为这样的聚合力需要一个世界政府，或至少一个在全球水平上和民族国家在其水平上一样有效力的*体系。国际经济机构没有填补这个空白。正如我们所见，它们只不过是资本用来管理市场的工具。联合国现在已经贬值了，它并没有向建立世界*体系前进，相反，它正在这方面有所倒退。由于认识到这一失败，沃哥普罗斯表达了对“全球化”以成为现实怀疑态度，这有其一定道理。他观察到，尽管有市场的全球化，国家的宏观经济结构仍然是极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公司之间的“竞争”事实上是国家之间的竞争。他写道：“全球化的公司确实存在，但国家经济体系还没有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全球化增强了分化，弱化了聚合力。因此，它仍是脆弱的。全球化或许会被带到发生*的地步，或许会演化为竞争性的区域化，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将会看到的。 

    全球化在停滞的背景下推进。它是停滞的原因吗？我要提出一个辨证的、富有辨别力的答案：停滞并不是全球化的直接产物，但资本全球化侵蚀了构成战后增长基础的三部份系统（西方的福利国家，第三世界民族资产阶级的万隆计划，东方阵营的苏联制度）。更进一步，统治资本用以应付危机的政策使停滞永久化和恶化。 

    停滞（它已经作为世界体系的特征长达二十五年了！）自然会导致一笔找不到生产性投资出路的巨额剩余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资本对形势的反应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优先处理大量的游资。这需要最大程度的世界金融开放和高利率。同时，由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吸干了大量游资，使美国保持了它在世界体系中的资本输入国地位；这是它维持自己霸权的的唯一方法（强行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维持极端庞大的军费开支）。另一方面，这一体系无疑有下列缺陷：（１）它没能稳定汇率，甚至在主要货币之间（美元、日元、马克以及次要程度上的英镑和法朗），因此扭曲了国际竞争的规则。（２）它导致了世界范围停滞的恶性循环，使失业成为西方社会的永久性特征。（３）它阻断了许多外围地区追求发展的可能性。就第一个“缺陷”而言，主要决策中心（尤其是西方七国集团）正在想办法纠正或调整。然而，由危机处理政策所带来的停滞和破坏－－在后两点中得到体现，并不真正是统治资本关心的事情。失业对没工作的人是个问题，对资本家却不是。如果失业是维持资本的高利润率所必须，那么失业万岁！外围国家的发展也不是资本的战略。它们的战略是从外围国家的增长或停滞中左右逢源，准确说就是从中获利。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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