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关系研究（课题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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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通涨目标的约束下，中央银行在短期中可以灵活应付一些其他目标，例如稳定产出；第三，货币政策的制订和有关信息有公开、透明，例如定期公布通涨状况报告，对货币政策计划进行讨论等（Bernanke and Gertler, 1999, pp.21-22）。
[17] Bernanke and Gertler(1999)，构建了一个结构模型，将预期物价上涨率和资产价格（股价）上涨率当作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利率的解释变量，对政策反应函数进行模拟，其结果是，第一，将资产价格直接包含在政策反应函数中，可能导致经济变动更大；第二，由于泡沫时期资产价格上升引与通货膨胀压力抵销，1988年如果将利率从4％提高到8％，从第二年以后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白冢（2001）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Bernanke and Gertler模拟的前提是结构模型，排除了结构变化的可能；而且是事后的分析，忽略了人们当时的强烈的乐观预期。
[18] 按照JEL学科分类，前者属于宏观货币经济学范畴E,而后者属于金融经济学F类。
[19] (Shubik, 2000)探讨了政府货币（fiat-money）与信用(bank credit)以及其他资产（financial assets）之间的关系，指出，政府货币与信用资产、金融资产的本质区别在于，后两者总社会总量上看，都存在债权－债务的对应关系，而政府货币则不然。笔者认为，这种视角或许可以为我们深入分析现代经济中，各种金融资产借助银行信用扩张－收缩的机制提供一些启发。 [20] 参见王广谦 《经济发展中金融的贡献与效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21] 流入股市的信贷资金既有来自银行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也有来自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财务公司的，其中主要是银行信贷资金。本文测算的流入股市的银行信贷资金规模包括了城乡信用社、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流入股市的信贷资金，但为了习惯和方便，我们仍使用“银行信贷资金”这一概念。
[22] 这种“压抑”体现在各个方面，如中国股市诞生之初的发行审批制度、发行定价制度以及独特的股权设计（流通股与非流通股）等等。
[23] 关于中国股票市场的投资报酬率，这里我们以中国股市的一个“神话”——深圳发展银行股票为例，作一个具体说明。在90年代中期的中国深圳股市，在短短的七、八年的时间，如果投资者仅仅投资于“深发展”这么一支股票，其年度收益率最少可以达到200.45%，最高可以达到215.07%，而同一个时期，在中国银行的存款利率平均不会超过10%。200%与10%的对比，如果我们忽略风险的话，足以使我们认识到金融压抑中的中国股市，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是无法抗拒的。
[24] 应该说这些政策的出台在当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当时我国的股票市场和商业银行在各方面都还不够成熟，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条件和时机尚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对信贷资金流入股市进行严格的限制，是正确和必须的。
[25] 1988年4月，以试办国库券转让业务为契机，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内大中城市陆续牵头组建和批准了33家证券公司，并从资金（提供短期贷款支持3.7亿元）、人员和物力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同时一些地方财政部门也开办了证券公司。
[26]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即CHIBOR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高于贷款利率，一个重要原因是同业拆借利率主要以证券市场畸高的收益率和预期收益率为参照系，而不是以产业部门的资金利润率为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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