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的质量，发挥婚姻家庭对社会机体的积极价值意义和功能作用。所以，破裂原则下的离婚对当事人、子女、家庭和社会都是一件“幸事”，是一种多功能、多方位的良好补救手段，此乃现今各国离婚立法变革的一种共识和比较一致的发展方向。据此，离婚就不应带有任何惩罚主义的痕迹。即不能将准或不准予离婚作为对过错责任当事人的制裁措施。无论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一方是否要求离婚，只要认定婚姻确实已经破裂，没有挽回的可能，即应根据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予以解除，从而达到对婚姻、对当事人、对社会的补救目的和功能。在法律上乃至道德上对有过错责任的当事人应给予的谴责、惩治和处罚，不能用是否准予离婚来代替，只能用其他有效手段和方法；否则遭受不利的不是过错责任当事人，而是无过错一方、子女及社会。 根据以过错原则为主导的台湾地区离婚标准的立法模式，由于两个逻辑前提的基本指导作用——一个是婚姻契约论：婚姻是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契约关系，如果一方违反婚姻义务，应承担违约过错责任；另一个是“任何人不得因自己之过错而取得法的利益”的基本法则：夫妻一方违反诚信原则或构成权利之滥用及义务之违反，则因其过错丧失任何权利之主张及利益之获得——其诉讼离婚标准表现出浓厚的惩罚主义色彩，使离婚成为法律所确认的一种严格的制裁手段。据此，当夫妻一方有过错责任时，则限制其离婚请求权，通过不准许其提出离婚，强迫其继续维持婚姻，履行夫妻义务，承担婚姻责任以示惩罚，剥夺其因提出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反之，当无过错责任的一方提出离婚时，则通过保护其离婚请求，按其意愿解除婚姻关系以示对有过错责任的另一方的制裁，剥夺过错责任一方因不愿离婚而可能获得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利益。从而，一旦夫妻一方存在有违反婚姻义务的过错责任时，即在法律上丧失了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决定自己婚姻前途和命运的权利与机会，只有听命或受制于无过错一方的意志和行为；如果对方不愿意离婚，只好勉为其难，如果对方要求离婚，亦只好顺其所愿。显然，这种由过错原则产生的惩罚主义离婚不仅使过错当事人置于双重的困境，也会使无过错方遭受一定的损害，同时亦会给家庭、子女、社会注入多种不利因素。正因如此，所以台湾地区“亲属法”在过错原则的基础上，补充了一定范围的破裂原则，使惩罚主义色彩有所减弱，补救主义得以认可和运行，但在目前这种立法的双轨制下，仍难免让惩罚主义占据上风，而补救主义位居其次并时而被惩罚主义吸收或抵销。 四、就离婚标准的法律效力分析，海峡两岸基本上持同一态度，即法定离婚标准在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限制条款适用的情形下具有绝对的法律效力，是绝对的离婚理由主义，而非相对的离婚理由主义 在这种绝对离婚标准下，只要当事人自认为符合法定理由条件，就可提出离婚请求，并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只要法院经过调查审理，认定当事人的离婚请求及婚姻事实状况与法定离婚标准相吻合，就可裁判离婚，如法院认定其与法定条件不符，则不准予离婚。显然，绝对离婚标准因其确定性、强制性能够充分保证诉讼离婚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避免了当事人和法院的随意性、盲目性，增强了离婚标准的强制性约束力，能够达到对众多复杂离婚现象的导向、规范效果。但是也不容怀疑，绝对性的法律标准过于机械、死板，往往与现实生活中婚姻的个案运行状况并不一致，而诉讼离婚中的当事人和法院因固守法律条文的定向逻辑不得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其结果，根据婚姻的客观状况该离的离不了，不该离的又依法离了，使法律的灵活性、公正性及法院审判应有的能动性受到影响，亦会破坏立法的期望和司法的权威。比如，依据法定离婚标准，某个婚姻应予解除，但根据该婚姻各方面因素的综合考虑，不维持婚姻就不足以维护配偶一方、子女的切身利益，而维持此婚姻对婚姻关系的整体利益有明显好处或其好处远远大于坏处，即会发生法律标准与客观事实要求的冲突。所以，海峡两岸在采取绝对离婚标准的基础上，仍应在立法上确认一定的灵活变通余地，通过公序良俗原则和必要的限制性条款，赋予离婚标准一定程度的相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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