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侦查机关拥有强制处分决定权的利弊分析
我国刑诉法赋予侦查机关自行采取包括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等强制性措施的决定权。依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含国家安全机关）侦查的案件，除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拘留等强制性措施。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有权自行决定拘留、逮捕以及采取搜查和扣押等强制性措施。这些规定使侦控机关能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灵活性，揭露犯罪，证实犯罪，有利于保证侦查、起诉任务及时、顺利的完成。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我国现阶段刑侦水平的有限性，决定我国侦查机关必须拥有对付刑事犯罪的权力和有效手段。应当承认，由于我国目前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因人口流动及传统社会控制手段部分失效所造成的犯罪率持续增长的客观现实要求法律应当赋予侦控机关拥有追诉犯罪所必需的有效手段，对于集团犯罪、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类型的犯罪更应如此。
然而，搜查、扣押、拘留、逮捕绝不仅仅是侦查程序中的侦查手段问题，而是涉及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等重大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当今世界主要国家，警察是无权决定搜查、扣押的，通常只有在获得了法官签发的有效令状后方可实施。我国在这一方面的做法虽然有利于侦查活动的有效开展，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对于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及合法权益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由于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负举证责任，而拘留、逮捕不受司法审查却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逮捕须由检察机关批准除外，下同），侦控机关和人员追诉犯罪的职责和愿望使其有时单纯从追究犯罪的效果出发，将强制性措施作为进一步收集证据、侦破案件的快捷手段，往往无限制地扩大强制处分的适用范围，实践中存在的“以捕代侦”的现象便是例证。LoCalhOst正因为如此，侦查机关在有些情况下使用了本无需使用的搜查、扣押措施，有些本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羁押，使他们在未被依法判决有罪之前便失去了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给其本人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即使事后证明属于错误地使用了强制处分而给予了相应的救济，但由此给当事人的名誉、尊严等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错误地采取强制处分本身所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的社区和周围的群体中也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不仅如此，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因为由追诉机关自行决定和执行而缺乏必要、有效的制约，致使超期羁押的现象在实践中时有所见。这些都极大地损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司法的权威性以及社会公众对法律及司法机关所寄予的信任感。显而易见的另一个弊端则是，由于我国目前尚未确立沉默权规则，而逮捕适用起来较为方便，使得侦查机关在思想观念的深处不自觉地偏重于对犯罪嫌疑人口供的获取，也不利于提高侦查机关的侦查水平。再者，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采取强制性措施的结果，可能使得公安机关在查明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或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坚持或掩盖其自行采取强制处分的错误而将犯罪嫌疑人移送起诉；在同样的情况下，作为侦查机关的检察机关本应撤销案件或作绝对不起诉或存疑不起诉处理而可能因此对犯罪嫌疑人作相对不起诉甚或起诉处理，犯罪嫌疑人权利受到的侵犯因此而雪上加霜。
二、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建立司法审查规则的必要性
1.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和谐统一的需要
现代刑事诉讼都把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作为直接目的，我国亦未例外，任何国家的刑诉法都不能舍弃其一。一方面，法律必须赋予相应的国家机关采取一系列措施和手段的权力，发现、证实、惩罚犯罪，以实现国家的刑罚权，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另一方面，在现代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不再是单纯地处于被追究的诉讼客体的地位。作为诉讼主体，其依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必须得到尊重，因此，国家应当通过设定一系列程序、规则以保障无辜者不受刑事追究和对犯罪嫌疑人、犯罪人进行公正、适当的追究。在侦查阶段侦查机关所采取的强制性措施涉及对嫌疑人、其他诉讼参与人以及其他公民的政治权利、人身自由、财产权利、人格尊严、住宅安全、通信秘密以及个人隐私等宪法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故各国均赋予处于这一阶段的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诉讼权利。而且，为防止追诉机关滥用权力，各国刑诉法都对于侦查机关的权力作必要和适当的限制，并且较为普遍地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法律必须在证实、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者之间进行平衡，甚至要求付出“不愉快的代价”。
惩罚犯罪与保证人权的有机统一归根结底是合理地协调社会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们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过分偏重于对犯罪的惩罚和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却往往忽视了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在我国现行的侦查模式下，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又缺乏必要和有效的监督，而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享有十分有限的诉讼权利，处于较弱的诉讼地位，容易发生侦查机关侵犯其合法权益的问题。平衡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权益关系的支点由此发生动摇甚至会被打破。因此，无论就立法的完善抑或司法实践的需要而言，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司法审查规则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通过这一规则，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对侦查、起诉机关强制处分权的行使进行必要的约束而又不妨碍其追诉犯罪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能保证追究犯罪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同时，使侦控机关在履行追诉职能时遵循公正的法律程序，体现程序的正当性，并让嫌疑人在遭罹超期羁押等不法侵害时能够获得及时、有效的程序性救济，以保护其合法权益，进而有机地统一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
2.刑事诉讼活动的内在要求
刑事诉讼自立案开始，经侦查、起诉、审判到裁判的执行，与每一阶段相适应的诉讼主体的行为及活动都属于刑事诉讼法调整的范围，都具有诉讼的性质。尽管侦查阶段有其自身的特点，但侦查避于现代意义上的广义的刑事诉讼已成为共识。因此，诉讼的内在要求及诉讼的一般原则和制度应适用于侦查阶段。
“强制处分权涉及被强制处分的一方的人身、财产、住宅等权利；是否采取强制处分权，实质上具有裁判的性质。”（注：宋英辉：《刑事诉讼目的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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