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传媒 司法 美国制度 中国制度设计

[论文摘要]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和自由且发达的传媒之于法治、民主与文明有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的价值,同时又能在媒体报道之中实现公正的判决结果,这是大众传媒、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两难选择。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恒久性问题,传媒与司法的尖锐矛盾却是新近才浮现于中国社会实践中的。因此,从制度上探求解决冲突的可行标准,有必要借“他山之石”,吸取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而后有针对性地分析我国“司法”与“传媒”的现状,在比较之后完善我国的司法与传媒关系之法庭规则的立法原则和具体规范设计。

独立而公正的司法和自由且发达的传媒之于法治民主与文明有着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两者之间的价值平衡、制度配设又是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在宪政的理论和实践上,言论自由属于社会成员享有的一种综合性权利,是任何民主社会所必须追求的基本价值之一。[1](p60)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传媒报道司法的依据在于其享有言论自由这一宪法性权利,且具体化为“新闻/出版自由”。而司法独立是司法的本质要求。随着传媒技术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普及,传媒与司法之间的“联姻”越来越难以分离,而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在各国司法实践中变得越来越显著。作为两种在宪政体制中同等重要的价值,言论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冲突只能通过具体的利害权衡来解决。能否找到某种实际有效的标准或模式来解决传媒与司法的矛盾与冲突?这仍需结合各国具体情况,在复杂的实际案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各自价值,从而求得公正的判决结果。LocALhOsT

一、美国的制度实践

(一)历史与现状。

美国最早意识到这个时代带来的“基本问题之一将是如何最好地协调新的传媒技术与对民主和审判的传统约束手段之间的关系”。[2]在调整司法与传媒之关系方面,美国是最为值得研究和借鉴的“蓝本”。

自20世纪60年代起,鉴于“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案件急剧增多,美国各州对于法庭向镜头开放进行了大量的实验与调查。一方面,始终没有较强说服力的科学的实证数据来证明镜头的存在是否会对诉讼参加人特别是陪审员的行为产生影响或者有何种影响。另一方面,各州逐步确立起各自针对传媒报道的法庭规则。截至1996年,确定了持久性规则的有california等45个州,只有试验性规则的有delaware等6个州;允许报道初审与上诉法院的有alabama等43个州,而只允许报道初审法院的只有pennsylvanian,另有illinois等3个州只许报道上诉法院,其余各州则禁止报道未决案件。[2]

长期以来,调整司法与传媒关系的法律基础始终都是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条款)、第五修正案(大陪审团条款)、第六修正案(公正审判条款)以及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与平等保护条款) ,特别是第一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人民言论或出版自由……)与第六修正案(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得享有犯罪地之州或地区的陪审团迅速公开审理的权利)更是其中的核心条款。法官们就是依据这些简单的宪法条文,在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中衡量媒体报道法庭的新闻自由是否可能侵犯当事人“公正审判”的权利从而应受到限制或者需要对法庭采取保护措施。而最高法院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通过一个又一个的判决在两种价值之间作出不同的倾向选择以及制度的创新与完善。美国关于司法与传媒问题的法律制度框架也就是由联邦最高法院近200年的重要案例的判决累积起来的。

(二)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判决。

下表是联邦最高法院两个世纪以来直接处理“新闻自由与公正审判”的主要案例,笔者尝试将其简化明晰,以求更直观地了解其中的变化与发展趋势。需要说明的是,每一判决所代表的一轮争议结束都不是最终了断,大法官们只是“将争议限缩到最为狭窄的事实背景之内,然后裁定当前一轮争议的性质,只要同一问题所在事实背景发生了变化,大法官则必须区分当前的争议和已经‘解决’的争议”。[3]司法与媒体的利益冲突与价值平衡将是大法官们需要面对的永恒的难题。

通过以上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发现,联邦法院的大法官们没有一味抱怨传媒的扩张并固守司法的独立,也不只是盲目地顺应潮流。那些越来越复杂的限制传媒介入的措施表明,司法在与传媒力量的博弈中逐步懂得了如何保护重要的权利,并坚守自己的价值。总体而言,在法庭对待传媒的措施上,美国法官们最初仅仅注意陪审员是否因新闻报道产生偏见而失去公平。如1807年burr v.u.s.一案的判决认为,那些已经在审前形成自己意见并已经表达出来的陪审员应该回避;[4]1891年的simmons v.u.s一案的判决对于审前不恰当公开所造成的危害的认识很具远见,认为报纸不能公开那些攻击或损害预期担任的陪审员及其他干扰审判继续进行的信息。在以后的案例中,法官们的思路逐步转向考虑司法程序本身直接公开的问题。如1910年halt v.u.s一案的判决就认为,即使陪审员在审判期间每天都阅读报纸,他们仍然可以根据庭上证据给出一个公正的判决,初审法官有能力评价陪审员是否公平这一事实问题。在对待传媒的方式上,法庭从“采用蔑视法庭罪”来阻止新闻媒介报道评论诉讼案件的积极方式,转向“更多采取严格控制法庭和法院所处的环境以确保媒介和公众不干预公正审判”[5](p342)的消极方式。如1966年的sheppard v.maxwell一案的判决提出确保陪审团不受传媒影响的措施:限制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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