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被淘汰。
曾有一位著名学者说过：当看到美国的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时，我们不应当庆幸自己躲过了此种重大事故，因为我们依然处于马拉车的时代。同理，在美 国爆发惨重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应为中国商法的过分保守感到悲哀。英美发达国家通过商事创新活动所获取的巨大经济效益，正是我国商法最大的缺憾。经济危机未在中国发生，给中国所避免的损失是十分有限的，中国在经济危机之前未能积极参与经济创新活动所丧失的效益才是更为巨大的。中国商法有必要反思自身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便在下一轮全球经济发展中充分分享发展收益。

(三)中国商法应当在安全和效益两大价值中作出科学抉择
1978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每隔5到10年就要出现一次经济波动，如何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理论和实践工作者。从商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来看，应当深刻反恩我国商法的立法价值理念。
笔者认为。偏重安全价值的我国商法，在很大程度上通过行政干预的方式来作用于社会经济生活。在此种商法环境中，商主体和商事交易的自治程度远远不够，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和监管部门的意愿。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目标，强制性地向商主体下达发展指标，商主体在实施商行为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行政的干预。因此，商事活动很有可能偏离了本应遵循的发展轨道，在行政干预的作用下被强行拉升、畸形发展，一旦行政干预在某个环节出现障碍，商主体及其商行为都将受到牵连，于是便出现了较大的经济波动。
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发展，避免大起大落，我国商法应当注重协调效益与安全两大价值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效益与安全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是为了实现经济生活的持续和稳定发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以效益价值主导的自由竞争机制，能够提高商主体及其商行为的效率，形成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对于商主体无法自身解决或者解决成本过高的领域，则由国家通过适当的干预来保障商事交易的安全。因此，总的来看，效益价值应当是第一位的，但是不能忽略安全的维护。两者的关系说来简单，要真正落实却存在很大的难度。商法理论和具体商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着眼于两者的这种关系，在具体的商事法律制度的语境中，将权利义务配置得当，兼顾效益与安全的实现。
从2006年《公司法》的修改来看，新《公司法》的立法体系与法律结构有了很大的改观，立法理念体现了鼓励投资、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精神，取消了诸多不必要的国家干预条款，废除了股份公司设立的审批制，减少了强制性规范，强化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突出了公司章程的制度构建作用，为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对股东权益的保护提供了制度保障，对于保护自由市场和鼓励投资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认为，新《公司法》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效益与安全的关系，开始注重商主体的自治，提高了效益价值在公司法中的地位。当然，这种转变还只是一个开始，《公司法》中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改善之处。
相比之下，我国现存的商事法律中尚有诸多未能体现商主体自治的制度，监管过严的问题还十分严重。在商法的发展方向上，应当注意尊重商主体的自治，同时也不能放松对市场的监管，但无论如何，监管只是自治的有效补充，绝不能以监管来牺牲自治。在现阶段，我国的商法理论研究应当稍微侧重对效益价值的强调，只有这样，社会经济才能按照其固有的规律持续稳定地发展。

(四)中国商法应当关注中国的金融主权问题
作为一种趋势，金融全球化一方面为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对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造成了严峻的挑战。探究美国商法深层次的制度价值，我们会发现美国商法完全服务于国家政治目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几十年前就曾经说过：“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住了所有国家；如果你控制了粮食，你就控制住了所有的人；如果你控制了货币，你就控制住了整个世界。”可惜，这句无意中泄漏天机的话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但是，这并不妨碍包括美国在内的某些国家一直奉此为教案。美国通过石油、粮食和金融这三大武器，将世界其他国家的命运与自己捆绑在一起，以巩固和维持其世界霸主地位。就货币金融而言，一方面，美国放松对国内金融的监管，谋求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渴望独吞金融创新之收益，从而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希望世界其他国家分担金融创新中可能发生的风险，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从美国蔓延至全球，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很多国家都因为持有美国债券和资产支持证券而损失惨重，美国的政治目的已经基本达到。
金融是整个经济活动的关键，关注金融发展便抓住了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在强调中国商法加大开放力度鼓励创新的同时，我们也应当预防金融市场失控的风险。过度开放，将使中国与周边新兴国家一样，遭受金融危机传染的风险。如何在开放的同时做到有效的保护，这是金融发展的理念问题，同时也是中国商法的制度价值问题。我们要在正确定位商法制度价值的基础之上，研究中国参与世界金融的发展计划和思路，提高自身的金融竞争力。为了防范过度开放所带来的风险，中国商法应当侧重提高监管效率和改进监管质量，强化风险控制指标和措施的法律效力，完善信息披露立法，规范社会中介机构的行为，加强风险监测和早期风险防范措施，制定后期风险分散制度，从而维持整体经济的高效、有序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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