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状态。因此，正是违法和惩处两方面不能完全保证避免过火的情况下，使人们意识到社会契约的必要性。为了使社会由一种自然状态过渡到另一种文明状态，人们就必须“寻找到一种结合形式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护卫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因此，每个人都让渡出自己的自然权利，将所有人让渡出的自然权利集中起来形成公权力，以应对共同的灾难和危机。人们在让渡出自己的自然权利之前，作了这样一个功利判断：自己让渡的自然权利与集合而成的公权力所能为自己带来的利益孰多孰少。如果公权力通过克服灾难而为个人带来的利益多于个人让渡的自然权利，人们就会心甘情愿地让渡自然权利；如果公权力不足以为公民个人带来合理的利益或保障，那么“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重新获得他为了得到约定的自由而放弃的天然的自由”。这种结合的形式即为国家。
“尽管这些条款也许从来不曾为人所默认成公认的。这一公约一旦遭到破坏，每个人就立刻恢复了他原来的权利并在丧失约定的自由时，就又重新获得了他为约定的自由而放弃了自己的天然自由。”公民个人依契约将自己的权利交给国家来行使，并形成对国家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预期，国家应保证这种预期不受破坏，政府对每个公民的命运有一视同仁的抽象责任。国家必须切实保护人民的信赖利益和保证公民权利不受侵犯，如未尽到职责，则国家要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郎公民如果被侵权得不到补偿时，国家基于契约义务应予以补偿。
换句话而言，契约论思想认为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生存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人权，在任何时候国家首要保护的就是公民的生存权。如果国家没有尽到防范并打击犯罪的义务，被害人因而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蒙受损失，又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时，国家依其职责负有相关的预防性义务，应及时对被害人进行救济，以避免犯罪的再度发生。
同时，从犯罪学和被害人学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潜在的被害人，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保护。当被害人不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而导致生活困难时，国家就有义务对他们所遭受的损害予以适当补偿。被害人作为一个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分散群体，分布在各行业和各阶层，牵涉到无数的家庭。被害人由于受到犯罪行为的侵害，承受着犯罪所造成的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邱兴华案中的11名被害人的境况发人深省。犯罪被害人学的研究结论已经证实。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可以发生角色转换。如果犯罪被害人身体、精神及经济的损失无法得到恢复，必定会丧失对国家刑事司法的信赖、丧失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任，甚至可能走向报复犯罪、抵抗社会的道路。因此，由国家对犯罪被害人进行必要的补偿，可以修复犯罪被害人遭受犯罪的创伤，恢复其对国家法秩序的信赖。
此外，对被害人补偿是现代法治国家义务观的体现。国家对被害人进行适当补偿，有助于尽快地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恢复业已被破坏的、原有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有利于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和对国家司法权的信赖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公民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同时，以笔者之见，构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仅能补偿被害人受损权益，而且能更加有效地预防犯罪。老子日：“天之道，损有余而益不足。”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边沁所言：“补偿能够使事物恢复到犯罪之前的状态。如果发生犯罪，应当赔偿被害人的损失。就制止第一层次恶而言，这显然是必要的。补偿对制止第二层次恶更为必要。仅仅是惩罚不足以实现这一目的。毫无疑问，虽然惩罚趋于减少犯罪的数量，但是数量虽有减少，可是绝不会消亡。作为犯罪总会刺激人的欲望，这种事实或多或少为人所知。人们总是在观察承担痛苦能够换取什么。如果为了消除恐惧的情绪，补偿应当和惩罚一样，与犯罪形影相随。如果对犯罪只适用惩罚，而不采用补偿措施，那么，尽管许多犯罪受到惩罚，但很多证据表明，惩罚的效力甚微。并且，必然给社会增加大量的令人吃惊的负担。”
更进一步讲，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能够更好地体现利益权衡理论。利益权衡是指当两种以上的利益不能兼得或相对立的价值发生冲突时，国家或特定的人员依据一定的原则和标准，确定某一或某些方面更为优越而放弃另外的方面。利益权衡的核心是均衡价值观，即在发生冲突时所进行的选择，应当符合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的要求，努力追求各方利益的均衡。因此在正确处理被害人权利保障时，确定利益权衡所依据的原则和标准十分重要，如果没有具有规范性质的一般标准，何种利益被视为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对该种利益的保护程度，以及对各种要求安排何种相应的等级及次序等，就往往取决于或然性或者偶然性，极易导致社会秩序的破坏。依照均衡价值观，在发生利益冲突时，应当在最大程度上追求相互冲突的各方面利益的有机统一，追求它们之间利益的均衡。
刑事诉讼的过程往往涉及三方利益：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被告人的利益、被害人利益。如何在国家利益、被告人及被害人利益之间达到合理的均衡，是现代刑事诉讼法应该追求的目标。而在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实践中，既存在国家追诉机关与被告人之间公权与私权的失衡，也存在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私权与私权的失衡。如果加上国家追诉机关与被害人之间公权与私权的失衡的话，则是一种三重失衡的状态。这其中，被害人与被告人之间私权与私权的失衡则是更容易被忽视的。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司法实践，都十分重视对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包括在刑事诉讼法修改问题上，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进一步增强对被告人保护的力度，有人甚至认为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仅仅指对被告人权益的保障。相对而言，被害人的人权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由于国家垄断了侦查和追究犯罪的权力，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导致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缺乏应有的话语权，以至成为“被刑事司法遗忘的人”。他们因犯罪行为受到的种种痛苦只能由自己或其家人默默承受，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虽然努力争取，但往往缺乏法律强有力的保障，其身心有可能再次遭受伤害，形成所谓的“第二次被害”。这种利益失衡的格局违背了正义价值，背离了均衡的价值观。因此，在刑事诉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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