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政策的问题， 这种情形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实际上，在刑事政策的宗旨中，犯罪抗制的确占据了最为重要的地位， 但刑事权力所带来的犯罪问题何尝不也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之内？ 亦如前文所言，一方面，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的模式让执政党的刑事利益主张有更多的机会在政策的层面听取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 不仅有利于党的刑事政策的发展成型， 而且有助于避免仓促立法的情形；另一方面，不管是党的刑事政策要多听取各个层面意见的主张，还是避免仓促立法的主张，都有助于刑事权力的制约。因此，刑事政策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正，乃至刑事权力的约束都是很有意义的。
结合以上分析， 我们认为以下四点在刑事程序法律修正乃至刑事程序政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程序法治的观念早已深入人心，需要探讨的主要是如何贯彻的问题。受传统认识的影响，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的时候还具有浓厚的“程序工具主义”特征，无罪推定原则、证据排除规则未能很好地确立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而今，程序法治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主张， 刑事政策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将无罪推定原则、审判中心地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最主要的刑事程序利益提倡开来。其次，主要刑事程序利益的缺失并不妨碍具体诉讼制度的完善。以辩护制度为例， 在无罪推定原则等最主要的刑事诉讼利益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的情况下， 有没有可能在辩护制度方面率先取得一些突破？ 答案是肯定的，有《律师法》的修正为例。与辩护制度类似的还有证据制度等一些具体的程序制度， 根据现有的刑事程序研究水平，在整体修正《刑事诉讼法》还有难度的时候， 率先推进证据立法也不失为程序法治利益的部分实现。再次，由于刑事程序关系到刑事利益的实际实现，属于最重大的刑事权力问题，因此刑事程序利益的缠斗必然是激烈而持久的。从目前的情况看，刑事程序法的整体修正遇到了较之刑事实体法更多的困难，刑事程序法的修正需要结合刑事政策的研究，尽快调整反应方式促进程序法治的实现。最后，在无罪推定、审判中心主义等涉及程序法治根本问题上极难取得突破的情况下， 采用修正案或特别法的方式率先将某些符合程序法治观念、有助于刑事法治实现的具体制度制定出来， 也不失为一种务实的反应方式。从政策的意义上讲，刑事程序法律的修正需要更灵活、更务实的反应体系，既不放弃程序法律的整体修正，也不拒绝具体制度的逐步改造与完善。

四、结语
刑事程序法律修正所遇到的困难不仅是诉讼法学界的问题，更是刑事法治的难题。与之相反，刑事实体法律以修正案为武器， 结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在实体法律的完善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进步。两相比较，根子还在于刑事程序乃刑事利益的根本所在， 刑事程序的进步， 同时就是刑事权力的让步，其难度要大于刑事实体法律规范的完善。为此，我们要对刑事程序利益的重大性有更充分的认识，要从权力制约的层面去认识刑事政策乃至刑事程序法律修正的本质， 要充分运用刑事政策阵地改善民众的刑事利益观念， 从具体制度开始不失时机地推进刑事程序法治的事业。
当然，刑事诉讼法学界也意识到了相关的问题。陈光中教授在2007 年的刑事诉讼法学年会上提出：“立法既是现实的反映， 又是民众和学者期待的反映，如果不反映期待，立法很快就会过时。另一方面，法律思维同一般思维的关系。法律思维是针对法律的特殊性的思维。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只用一般思维，不要法律思维，也不能只讲法律思维，不要一般思维。”⑥我们也认为，《刑事诉讼法》的修正确有调整思维的必要了，不仅需要将《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提升到政治层面来考量， 而且需要充分考虑到刑事程序利益的重大存在， 可能需要灵活多样的修正方式共同作用于刑事程序法律的完善， 这既是一个思维抑或方法问题，也是一个政策问题。


注释:
①卢建平：《刑事政策与刑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 页。
②主要包括公共刑事意愿反映公共刑事利益的属性、速度等两个方面的内容。
③肖扬：《中国刑事政策和策略问题》，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3 页。
④《刑法修正案（七）》第3、6 条分别减轻了对偷税、绑架行为的处罚，属于从宽的规定。
⑤卢建平：《刑事政策研究的中国特色》，《河北法学》2008 年第11 期，第12 页。
⑥郭云忠：《构建和谐社会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2007 年年会综述》，《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 年第6 期，第1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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