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三、薛胜利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8个月、6个月，缓刑一年。县公安局赔偿小梅3.5万元，相关领导受到相应处分。
这二个案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第一个相似之处是先抓人，后取证，而取证也仅是讯问当事人。当事人辨称其无卖淫行为，公安人员硬要认定她卖淫，又无其他证据，唯一的出路就是刑讯逼供。另一个相似之处是，当事人事后检查都是处女。如不是处女，或因某个原因处女膜破裂，怕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类似的案件歪到男人头上，男人又没有处女膜，怎么来证明自己清白呢。此类案件已对公安机关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公安机关办理卖淫嫖娼案件应当全面收集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做到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力争当场抓获，“人赃俱获”，杜绝错案。

三、卖淫嫖娼行为的违法形态和处罚公平性问题。
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作了专门规定。学术界对故意犯罪过程的犯罪形态有了成熟的理论。行政法中却未见有类似的规定，学术上也无相应的理论。但是，行政违法行为事实上确实存在违法形态问题。具体到卖淫嫖娼案件，行为人的卖淫嫖娼行为也存在既遂、未遂、预备、中止的问题。参照强奸犯罪既遂认定标准，应当认为，嫖客的阴茎插入卖淫女的阴道，才是卖淫嫖娼既遂。卖淫女与嫖客已着手性交而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如被人发现、被公安机关抓获、行为人的生理原因等，嫖客的阴茎未插入卖淫女阴道的为未遂。卖淫女与嫖客勾搭达成卖淫嫖娼的意思，谈价、先行给付财物等行为是卖淫嫖娼的预备。卖淫女与嫖客的卖淫嫖娼活动在既遂前自动停止的属中止。诚然，行为人的上述种种行为均应定性为卖淫嫖娼，但在处罚时对有关的情节应予考虑。未遂者可以比照既遂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预备者可以比照既遂者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中止者情节较轻的应当免除处罚，其他应当减轻处罚。其实，《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虽未明确提出未遂、预备、中止的概念，其规定的处罚适用原则是包含了该精神的。
公安部法制司《对“嫖客已付给暗娼财物但尚未发生性关系应如何处理的请示”的答复》（公法[1991]176号 1991年12月12日）中提出了卖淫嫖娼未遂的概念，并明确答复对未遂者可以比照既遂者从轻或减轻处罚。已废止的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中也认为“处罚轻重可根据情节不同而有所区别。”《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对卖淫嫖娼者处15日以下拘留、警告、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依照规定实行劳动教养，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但在实践中，有关执法者对行为人处罚时很少考虑情节，而是充分运用自由裁量权，动辄罚款5000元，以致人们认为公安机关查禁卖淫嫖娼是为了创收。如2001年2月26日晚11时许，暂住深圳市宝安区西乡镇的安徽籍男子王木（化名），路遇陌生女子高丽丽（化名），二人相互勾引，以150元人民币谈妥嫖娼条件，准备同行时，被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某派出所便衣民警抓获，二人被各处罚款4500元。王木认为他的行为不是嫖娼，向深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深圳市公安局维持处罚决定。王木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一、二审，终审仍维持处罚决定。笔者认为，该行政处罚决定定性正确，但未考虑违法情节，显失公正。
四、应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
有人认为，卖淫嫖娼行为指的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卖淫女与嫖客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及与此有关的行为都是卖淫嫖娼行为的组成部分，应按卖淫嫖娼查处。笔者认为，卖淫嫖娼过程中的任一行为都只有情节轻重之分，而无性质之别，应按卖淫嫖娼处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必须查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如行为人只有手淫、口淫的故意，而无性交的故意，应按流氓活动处理。对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行为，一律按卖淫嫖娼处罚，似有扩大化的倾向。
五、怂恿卖淫再抓嫖客的思考。
卖淫嫖娼这一社会丑恶行为本应是公安机关大力打击的对象，然而在一些人那里，却成了创收的财源。公安人员怂恿卖淫女卖淫，再抓嫖客罚款的事件多次见之报端。如1999年5月，江苏省溧水县公安局水上派出所新任所长高明亮，为了创收，竟让派出所投资6000多元，找人开设路边店，招来卖淫女，抓嫖客罚款。1999年底案发，高明亮被追究刑事责任。又如江西省新建县公安局石埠乡派出所所长何昌林（化名）与二家路边店达成默契，当卖淫女与嫖客嫖宿时，店主打电话给派出所，带班所领导立即组织人员去抓。派出所抓到嫖客，就往高里罚款，对卖淫女只是问问情况放人。路边店不管派出所罚没罚到款，一律按抓获嫖客的人头领奖。1999年1月至2000年2月，何昌林组织民警“查处” 卖淫嫖娼案件77起。案发后，何昌林被追究刑事责任。贵州省六盘水市六枝特区公安局中的败类积极组织妇女卖淫，通过抓嫖搞创收，并从中大肆贪污，更是一场丑剧。据媒体报道，该局成立了九个“查禁办”，主要对付抓嫖创收。公安人员组织控制卖淫女，卖淫女主动勾引、缠上“猎物”，公安人员迅速出击抓嫖罚款，甚至与卖淫女勾结陷害无辜，不承认嫖娼者酷刑侍候。罚款由公安与卖淫女分成，抓嫖者和卖淫女共同“致富”，当地群众惶惶不安。案发后，公安局局长金万昌、政委胡登文、民警张树声、田应寿、武强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些事件严重损害了公安机关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这一切，说到底都是钱字作怪。为了钱，公安机关中的败类不顾身份与卖淫女打成一片，自甘堕落与当地地痞流氓沆瀣一气。为了杜绝该类事件发生，对卖淫嫖娼案的罚没收入应严格按照收支两条线的规定管理，公安机关的经费由财政充分保障。
六、如何认识公示嫖娼、电视监控色情活动。
据报载，2002年3月，为治理村内屡禁不绝的卖淫嫖娼行为，广州冼村村委和冼村街派出所联合出台了一项举措：将抓获的卖淫嫖娼者在村内张榜公布，公布的内容包括抓嫖现场照片，起获的避孕套照片，涉案者的照片和真实姓名等。据说效果好得出奇，暗娼嫖客跑了不少，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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