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达成调解协议的当事人是否具有诉讼行为能力，调解协议是否属于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调解的事项是否属于当事人(尤其是行政主体)能够自由处分的事项，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利益。法官审查后认为调解协议无误的，应制作调解书。由于经过了调解过程，原告已不再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持有异议，因此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审查标准可以放宽到行政非诉执行案件的审查标准。
6、调解书的效力。鉴于民事诉讼中赋予当事人调解的反悔权在民事审判实践中常常被滥用而暴露出的各种弊端，为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避免当事人在调解时的随意性，以增强其责任感，在行政诉讼案件的调解中，如果当事人达成了调解协议，法院审查认可后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各方签收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任何一方不得反悔。
7、确定调解结案为法定的结案方式。行政诉讼确立调解制度，应将调解结案作为法定的结案方式作出规定，赋予调解书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一方不履行的，对方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结语
“最差的和解也胜过完美的诉讼”，这一西方法谚在我国的行政诉讼中可以真正体现出价值来。从行政审判角度来说，建立和完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符合构建和谐社会之政治背景和时代所需的。从具体案件调解来说，成功调解一起案件并不比审理一起案件轻松，既需要法官对事实的完全把握，也仰赖法官对法律的深刻理解。正如美国学者戈尔丁所指出:“调解需要一种高于‘运用法律’能力的特殊技巧” 。调解结案不应被视为诉讼结案的另类，应还其应有的地位，调解应作为行政法官的用武园地。
当然，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建立与适用，还需要政治、经济、文化等人文社会资源作为背景支持，需要诉讼制度、司法制度及国家民主、宪政的完善。探明我国行政诉讼调解的出路，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只能逐步探索构建行政诉讼调解制度，使之成为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黄金结合点”，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政治文明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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