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生，人们会因此失去对其个人商业的控制，人们会受到陌生人、闲逛者、醉酒的人甚至敌人的以此为幌子的干涉，个人权利和自由就会遭到破坏。法律不允许一个善行事后演变成一个金钱要求。）不过应该说其返还法（主要指不当得利法）当中仍然包含了大陆法无因管理概念中所包含的让“管理人”吐出利得的救济理念。
（二）英美法上的放弃侵权之诉（waiver oftort）等救济和准无因管理的关联性
在英美法上，放弃侵权之诉至少在18世纪初期就已经形成。某人受到侵权，从而享有的选择救济方式的权利，如果其选择以准合同起诉，要求被告返还不当得利，而替代以侵权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获得损害赔偿的，则被称为对侵权之诉的放弃[9].例如在例4的情形，被告拿走原告的货物，为他自己使用或者出售，此时市场价格上涨，出售所得超过在拿走之前原告本来能得到的钱。如果原告凭借侵占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诉被告，他作为赔偿所能得到的只是侵占货物行为之时的货物的价值。但是他可以选择放弃侵权之诉，把被告视为曾作为他的受托人出售了货物，因此可以凭借准合同追回出售所取得的利润。而如果货物的市场价格下降，则他仍然可以凭借侵权起诉，得到出售这些货物时的价值。现在，旧的诉讼格式已经不被使用，更简单的、符合理性的做法是：原告能在侵占时的价值或者日后出售的市场价格之间做出选择。也就是说，作为对侵权救济的一种方式，受害人也能要求侵权人返还超出自己所受损害的获利。英美法上衡平法的救济中类似的制度为推定信托（constructive trust），这是放弃侵权之诉制度的现代体现。可以认为，这里的侵权救济中包含了大陆法上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的救济理念。
实际上，在我国的民法领域，需要引入无因管理救济理念的不仅仅是在知识产权的领域。比如，无因管理的问题往往和错误、虚假陈述、欺诈等因素牵连在一起，和民法的合同、侵权等领域密切相关；[10]再比如，在违背信任义务（ fiduciaryduty）的情形，具体而言是指在委托合同、信托关系、代理合同、公司法上董事等违背义务等场合，都需要引入返还救济理念，或者改进不当得利制度、扩大其救济范围，以使违反义务的受托人（对于受托人的义务是约定的义务还是法定的义务，理论上有争议，不过主导的观点是：受托义务的核心是忠实义务，这种义务为法定义务）吐出所得。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我国《公司法》上。该法第148条规定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法定义务），并相应在第149条的第2款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违背了忠实义务的时候，应当把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在信托法上，我国《信托法》第25条规定了受托人应当“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且“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必须恪尽职守，履行诚实、信用、谨慎、有效管理的义务”。虽然没有使用“忠实义务”的措辞，但是本质上和忠实义务无异。《信托法》在第26条规定：受托人“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所得利益归入信托财产”，和公司法上的归入权相类。从董事、受托人等的义务或者责任的角度看，如果不采用返还救济的理论（或者大陆法系的准无因管理理论），用传统的损害赔偿理论解释这种责任或者义务的性质总有无力之感。
五、小结——作为救济手段的无因管理观念
如上所述，完全排除准无因管理制度的前提是：侵权法救济理论能接受让侵权人吐出其得到的、超出受害人直接损失范围的利得。英美侵权法上的返还救济（restitutionary remedy ）（过去叫准合同）所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其核心制度是不当得利（unjust enrichment），准合同和返还救济的概念中实际上也包含大陆法系“无因管理”这一术语所具有的救济理念。[11]①我们在承认无因管理作为一种债的独立类型的同时，也应承认其作为一种救济手段和救济理念在合同、侵权等领域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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