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确定是否可是适用该证据。

2.传闻证据规则排除了一些具有证明价值的证据。传闻证据虽然不是最佳证据，在转述的过程中容易出现误传和捏造的情形，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说谎，很多刑事案件中，传闻证据是很有说服力的证据，甚至有时会成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促使法官做出正确裁判的不可或缺的证据。
3.传闻证据规则中的一些按类别区分的例外情形并没有实际意义，因为它们在采纳传闻证据和排除传闻证据方面容易产生错误，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适用。‘
4.传闻证据规则的规定过于僵化，难以适应司法实践中灵活多变的状况。尽管各国对于传闻证据规则及其例外都作了详细的规定，但是过于细致和复杂的规则本身其实就为判断证据设置了障碍，加之现实情况的复杂多变，最终导致了这一规则在法律适用中的僵化和教条。
四、传闻证据规则对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启示
目前，我国并没有确立传闻证据规则，而且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的出庭率很低。从各地的统计人数来看，证人的出庭率普遍不足10%，书面证言在法庭上使用的频率颇高，于是很多学者主张在我国确立传闻证据规则。笔者认为，我国不宜引进这一规则，理由如下:

1.我国在证据分类的理论中并无传闻证据的分类，与传闻证据相类似的是传来证据。二者虽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明显区别。传闻证据与传来证据在形式上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即第二手以上的证据既是传来证据，也可能是传闻证据，例如证人在法庭上转述他人的陈述既是传来证据，也是传闻证据。但是二者并不能混为一谈，它们也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其一，强调的重点不同。传来证据强调从原始出处以外第二手以上的来源获取的证据，而传闻证据强调以法庭审判为中心，凡是证人在法庭审判以外提供的证言，或者证人陈述的内容不是本人亲自耳闻目睹的证据，都是传闻证据。
其二，范围不同。传来证据包括言词证据和实物证据。而传闻证据则仅限于言词证据。
z.我国的法律传统及诉讼模式等与传闻证据规则不符。纵观我国刑事诉讼的历史发展及沿革，一直“重实体，轻程序”，且我国实行强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是以侦查为中心的，侦查机关拥有强大的侦查权，他们获得的各种笔录在法庭上通常具有较强的可采性，使庭审程序几乎流于形式:而传闻证据规则是在英美法系“程序至上”的理念上形成并发展的，并在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强调证据必须在法庭上出示，经过交叉询问和被告人的质证，方能具备可采性。
虽然传闻证据规则有其自身缺陷，又与我国的法律传统及司法现状不符，但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能因为以上这些原因就把传闻证据规则一票否决，拒绝吸收国外的有益经验，这一规则对我国的司法实践还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借鉴意义的。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结合我国实际，进行配套的制度改革。
i.完善证人出庭制度。我国证人出庭率普遍不高的情况，与我国证人作证制度不完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这一制度:首先，在立法上明确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形及例外规定，建立强制证人作证制度和证人拒绝作证制裁制度;其次，建立证人保护制度，即保障出庭作证的证人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防止打击报复，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顾虑及隐患:最后，建立证人作证经济补偿制度，即凡是由于证人出庭作证而受到的经济损失，应由国家予以一定的经济补偿。
2.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切断侦查、起诉和审判之间的联系，防止法官在审判前对直接接触证据而产生预断和偏见。我国实行“案件移送主义”，检察机关向法院移送的材料不仅包括起诉书，而且包括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这样导致法官接触到大量的传闻证据，很容易造成主观上的预断。因此，实行“起诉状一本主义”更有利于司法公正。即检察机关决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只能将具有法定事项和格式的起诉书提交有管辖权的法院，不得向法院移送侦查中形成的笔录和收集的证据。
除了这两种制度，有学者呼吁还应建立交叉询问制度、律师在场制度，完善救济制度以及建立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等。
五、结语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产物，有着深刻的制度基础和文化传统，比较适合以证人为中心的对抗制诉讼模式。而且其本身又存在着缺陷，使本来就复杂繁冗的传闻证据规则面临着极大困境，促使各英美法系国家不断进行改革与完善。我国实行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近似于大陆法系国家，因此，我国不宜确立传闻证据规则。除了借鉴传闻证据规则中韵有益经验，进行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更宜确立直接言词原则，这样更符合我国的法律传统、制度基础以及现阶段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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